关于近30年来中国“国家中心式”与印度“企业驱动式”发展模式优劣的讨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在巴鲁先生看来,印度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法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经济改革,“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民主政治的轮流坐庄和社会压力经常把政府的注意力已从经济改革转移到别处”。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则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应当感谢1979年开始改革前各项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和社会指标打下的基础,而改革开放本身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更是指出,东亚经济模式普遍地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换取高增长,但在法治、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等制度基础均不甚健全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是否可以长期持续值得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阿马蒂亚·森既自豪又忧虑地说“缓慢的经济增速与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速度形成鲜明对比,印度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首个全面实行民主的贫困国家”时,印度其实已经决然拒绝了另一条道路：努力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世界上首个让全民相信自己已实现温饱乃至小康的专制国家。

在《印度是纸老虎吗？》一文中,巴鲁先生非常重视中国评论家和学者对印度的分析,他总结道,中国分析家对印度综合国力的怀疑主义态度不但是基于对印度经济改革的怀疑,而且也是因为相信印度糟糕的政体将限制其经济和军事潜力,有趣的是,中国的学者对印度改革公共部门、关闭亏损的公共部门企业和筹集发展所需资源的能力给予了很低的得分。更有趣的是,巴鲁先生转而对印度感到忧心忡忡：“有多少政治领导人能够明白他们所作的短期妥协产生的长期后果？一个腐败、低效、狭隘和固执的政治集团对我们的国家和综合国力所带来的损害,要胜过任何外部敌人所希望的效果。好在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被我们的民主制度、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印度人民固有的世俗主义所抵消。”在中国读者看来,这样根据来自中国的分析而开展的自我省察有一种超现实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