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出洋相

问题是,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在无法准确预测甚至哪怕只是解释现实时,是否还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波斯纳在书中也提到经济学家们的诸般洋相：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6年时表示“最糟糕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过去了”,现任主席伯南克也认为市场看起来将要“走向安全着陆”,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更是公开声称,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即预防经济萧条“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解决了”,殊不知更为猛烈的风暴已经在地平线上逐步成形。

但假如我们回首历史,经济学这种判断错误,或许更应该说是常态。对这次危机感到“极度震惊,甚至难以置信”的格林斯潘,早在20世纪80年代涉足股市时就惨败得连自己投资咨询公司的水电费都付不起。欧文·费雪论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于1933年,远在那场萧条结束之前；凯恩斯的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那时经济萧条在美国还没有结束。讽刺的是,费雪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前两周还认为“股价看来永久地达到了较高的稳定水平”；连凯恩斯本人都曾在大萧条前自信地宣称：“我们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进一步的股价下跌。”

每一个经济活动的例子其实都深受不同的制度、文化、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像物理、化学、生物实验一般可控制、可比照、可重复。偏偏经济学家又常常像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批评的那样,“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误当作真理”。根据波斯纳的分析,在相互竞争的假说无法获得严格的经验检验时,选择何种经济学解释的过程就会深受个人偏好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更少先入为主、更为贴近现实的新闻界会比经济学家更为迅速地察觉到悄然迫近的经济危机。但令人疑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波斯纳为何还对“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的经济学满怀信任？看来,我们更有必要去深究波斯纳所采纳的经济学观点、立场与方法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