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叫魂》一书的中文译本,以当代中国人熟识的《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句式,凝重而庄严地开始讲述这样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

那一年,浙江德清县的农夫沈士良找上石匠吴东明,希望他将写有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据说这种“叫魂”法术会让名字被敲打的人在大锤的撞击下被窃去精气,不死即病。接下来又有传言说有人要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这些不胫而走的谣言,很快在民众中造成了恐慌。官员们大多对此类在民间甚为普遍的妖术迷信事件抱持着不信、不屑、不重视的态度,对民众的骚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地瞒报。

惶惑不安的民众于是将自己对妖术的恐慌转化为私刑等群体性暴力,而假想敌和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乞丐、游方僧等“外来的陌生人”。叫魂的幽灵“竟如此可怕,它不仅迫使普通臣民去残杀生灵,也驱使一位皇帝在全国内发动一场破坏性甚大的除妖运动”。逐渐知情的乾隆皇帝弘历对官员们感到失望,更对妖术背后可能涉及的谋反感到担忧和恐惧,于是下令清剿“叫魂案”。为了应付来自君上的压力,各级官僚制造了一系列由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到屈打成招罗织而成的所谓“叫魂案”,大批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受尽冤枉折磨。直到军机大臣刘统勋等一些比较清醒的大臣的苦苦规劝,弘历才下令停止清剿。

“叫魂”这种迷信法术在中国民间早就存在,但为什么这场荒谬的“叫魂”案会演变为一场持续半年多、蔓延十二省、“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到波及”的妖术大恐慌呢？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以“叫魂”案为切入点,大量使用原始文献档案,“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用宏大的学术视野构建了对“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的“大叙事”,更是用精彩引人的细节描写使得一段原本微末的历史呈现出斑斓迷人的色彩。作为海外汉学名作之一,该书更是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

1768年的满清帝国,从表面上看可谓是和平稳定、经济繁荣、商业发展的乾隆盛世。但在孔飞力眼中,这却只不过是一个汉化逐渐加强、人口急剧增长、耕地面积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物价飞涨、流浪者剧增的“镀金时代”。此般虚饰的繁华、潜藏的危机,恰恰是叫魂妖术谣言爆发和蔓延的社会历史背景。民众、官僚和皇帝都用自己的方式对这场妖术大恐慌进行了表达,“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

中国民众普遍具有的对灵魂的信仰与敬畏、对术师的笃信与恐惧,固然是叫魂恐慌发生滋长的社会文化基础。但对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盛世”浮名“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纵使不断挣扎奋斗,越来越多的人却变穷破产,被抛入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民众对流动人口愈发警惕,生怕这些来历不明的“外来的陌生人”会夺走他们的生计,甚至是魂魄。密集的商业网络使信息的交换和传播远快于自然经济时代,又反过来加速了妖术恐慌的蔓延。

更重要的是,社会向上流动可能性的瓶颈,让无权无势的民众对权力有一种变态的渴望,“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愿或谋取私利”,“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以改善自身状况并打击异己。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也就成为民间妖术恐惧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以及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官僚群体也有着自身的恐惧,那就是“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一开始,以保一方平安为己任的官员们谨慎行事、欺下瞒上,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