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百姓的愤怒与怨恨无法平息,当通过另外渠道得知民变的君主天威震怒、严令清剿,各级官员才经由不可靠的证据匆忙地抓捕替罪羊。也不乏“尽心尽职”的官员卖力地制造“证据”、屈打成招。于是在乾隆的压力下,形形色色、生动逼真的叫魂故事就此形成,却又反过来使乾隆更加确信这场妖术风波的真实性。

在孔飞力看来,“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该为这场闹剧负全责。然而,弘历之所以成为1768年妖术大恐慌的真正主导者,也是由满清统治者挥之不去、如影随身的“合法性焦虑”所决定的。汉化让满族的少数民族特征被蚕食、统治合法性被销蚀,腐化也在逐渐侵蚀着帝国的道德合法性。但弘历心中的恐惧和担忧,更多地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专制王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皇帝发现官僚机制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隐瞒关键信息来控制最高统治者,失望而愤怒的他只会觉得,“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等等这些官僚机制的毒瘤,根源都来自于汉族文化、江南文化的毒害。

弘历试图利用叫魂案来打破常规官僚政治、整顿官僚体制。起初,弘历将叫魂案定性为单纯的妖术案件,“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的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随着妖术恐慌的逐渐升温,弘历将叫魂案定性为谋反的政治罪,三令五申严加追查,使得官僚们制造出更多的冤狱。总而言之,正是弘历本人的加压使叫魂案逐渐演化为妖术的大恐慌,使官僚制度中冷静理智、按部就班的“应急锚碇”作用丧失殆尽,最终导致中国“在风暴中急剧偏航”。

事实上,在整个叫魂案中,民众、官僚、皇帝,没有人是获益者。大量处于最底层的边缘人无辜受难甚至丧命；无论是行省官僚还是低级官员,无论是清剿不力的庸官还是滥刑求供的酷吏,最终都受到了威权君主的反噬与惩罚；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由于“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当一切被证明是闹剧,君主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尊严和威望。

当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当社会各阶层利益经历重新调整,当民间话语找不到正常渠道,谣言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迎合人们的偏见和期望。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曾如此评价乾隆时期的思想统治：“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褊狭疑忌,强化暴力统治。”

悲哀的是,从官僚到皇帝,都对盛世的种种潜在乱象持回避、压制和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眼中,“不安定因素”损害了以“盛世”为支撑的“合法性”表述,因此不仅仅是常规的治安问题,更是涉及统治者“合法性焦虑”的根本性问题。一旦像“叫魂妖术”这样的“不安定因素”出现,官僚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捂盖子”；而弘历的过度反应也只是为了把一切不安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之中,却绝不可能冷静、客观、深入地追究事件背后的种种深层次原因。正如两位译者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乾隆之后盛世景象的逐步烟消云散,大清帝国的合法性表述也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它的统治根基最终也从根本上动摇了”。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以悲悯的语调结束了这本著作。而那种席卷全国的暴虐狂热、全社会深陷其中的歇斯底里,也让我们在震撼后心有余悸和掩卷沉思。在感叹灰败的宿命、历史的必然与悲剧的结局时,我们或许应当记住孔飞力对译者的提问：“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本文发表于《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