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教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曾经被《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评为2006年被低估的十本书之一。其实,赵教授在去年（2006年）出版的另一本两百页出头的薄薄小册子《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也许更容易被学术圈外所忽视。赵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史学家强调的是“解读传统”,即在对材料的深切了解下,长久地沉浸其中而偶有斩获和意识自觉,近代以来欧洲的历史学却在趋向于“解释传统”,即按照自然科学的逻辑规则去假设、求证、设置问题意识等。在此书中,他对历史学在“解释”而非“解读”向度上的坚持,更有可能被不少积极拥抱各种芜杂的后现代理论的学人们视为另类。

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轨迹

赵教授在开篇与结尾都一再强调了全书的主题：“从春秋-战国时代以降到西方崛起之前,中国历史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政府是欧洲历史发展的‘意外’产物”,“工业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因为,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那些条件,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具备。工业资本主义在今天只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事实而已,而不是一个值得为之欢呼雀跃的现象”。

乍一看,隐约带着一种伤感的气息：似乎这所有种种“意外”“偶然”与对偶发性的强调,都说明了西方的经验不可复制、历史不可再现、路径不可重溯,一个有着如此漫长历史的庞大国家,却因为自身条件约束或者外部因素干扰,冥冥中一次次地与“内在地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机遇擦肩而过。但事实上,赵教授并不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是某种既定道路的缺失,也就是说,历史并没有规定中国一定要走上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过往对类似论题的比较历史学研究,多半隐性地将西方化视为现代化、工业化的同义词,或者进一步认为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存在着某种唯一的、最优的路径(而且多半是西方中心视角的),甚至更加绝对地认为这种线形发展的历史观是进步主义的。

赵教授论述的重点在于中国历史那“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他在自序里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