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这一次的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三十年前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而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迄今为止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导致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近三十年迅猛发展的动因。中国十三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取得显著的成绩，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过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三、对现实国情的看法。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达到警戒线的边缘？我国至今将前后两个三十年都称为“社会主义”，可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偏见，正视社会实情，平心而论，无论是民主、民生、民权，还是社会正义、公平，比之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多了还是少了？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每个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实质性的改变？

四、洋人为何赞扬“中国模式”？其实洋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的平实而深刻的分析评判，而我国媒体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不过肯定“中国模式”之论的确在国际上也相当流行。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困难时期尤其如此。例如一战以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此说最早起因于长年在美国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国人自己。一时之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的力量，以激励本国人。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试问家有在校生的中国家长有几人相信？

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的总量和竞争力，没有必要关心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更无切肤之痛。笔者十年前就曾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如下对话，我说：“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他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3000万至5000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我对此谈话印象深刻。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自己呢？能置十三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何况分配还严重不均）。西方人重视人权，而且似乎常要对我国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关注的也只是精英层面的政治权利（当然这很重要），对于底层劳动者普遍的低人权状况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关心。而正是这一状况部分地成就了中国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跨国资本赢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增长“模式”造成严重水土污染、资源枯竭之祸国殃民、贻害子孙，不在他们关注之列，从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压力可见一斑。俗话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着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