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赘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论。还有不少国际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辞艰辛，为中国的环保、扶贫等问题默默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会对“中国模式”唱赞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五、还有一种论点：中国中央集权正在变为地方分权，以后发展的动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的竞争，犹如大企业间的竞争，达到繁荣和优化，从而可望是一条中国独特的前进道路。此说也是来自海外，并为我国某些论者所认同。这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可能受美国联邦制的启发，但是恰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几个根本问题需要弄清楚：

首先，竞争的胜负标准是什么？裁判是谁？

企业的裁判是市场，最终是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必须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所以才有“消费者是上帝”之说；竞技场上裁判有绝对权威，但必须遵循严格而尽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终的裁判还是广大观众。反观我国各级政府，从体制上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其辖区内的“子民”对“长官”并无任免权，甚至不能公开评判，裁判是上一级长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竞相取悦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奖惩、升降、任免权的上级领导，而且游戏规则不透明，只有“潜规则”，其运作不受当地居民监督。

其次，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与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联系起来，或可不顾“一路哭”，只求一己迁升、一家兴旺、鸡犬升天。在百姓有充分发言权和监督权，而且上下有通畅的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造福百姓与被上级认可的“政绩”也许可以一致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远不具备这种机制，所以“政绩”往往是与百姓的感受相脱离，甚至背道而驰的，也就是敢于为民请命，为百姓所拥戴的官员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宠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烧身。

再次，持“地方竞争”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他们所称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迥异于古代封建领地、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联邦制、20世纪初中国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联省自治”，甚至军阀割据时的独立王国，那就是省级领导最终人事权在中央。不论现在地方长官有多大权力，可以如何对中央政策法令阳奉阴违，中央对地方的作为可能难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但各方诸侯的最终命运还在如来佛掌心。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和长远打算。他们成功的标准正在于快速升迁，如果持续多年留守一地（没有“动一动”），就是失败的表现。所以多数人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很少人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因而只见大小城市高楼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统鲜能得到修治。造成许多悲剧的“强拆”，也与在这种体制下的“竞赛”有关。即使有人下决心开启一项利民的长期事业，一旦工作调动，也往往人去政息。我无意指责今之地方官，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因此，我看不出在现有体制下，地方竞争如何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