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种种问题的由来，有来自两方面的说法都不能令我信服：一说归罪于改革，认为过去实行“社会主义”时期，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去如何陷入绝境，已如前述。我感到持此类论点的如果是未及亲历那个年月的中青年，则是属于无知，少不更事，或受某些隔岸观火的洋人或境外华人的标新立异之说的影响，或者是只以当时信息极端封闭下的官方书面文字为凭，而无视事实。例如看到1958年“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文本就根据自己主观臆想大做文章，肯定“大跃进”。殊不知写在纸上的与实践的相去甚远，其实关于“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恶果的资料也比比皆是，还有众所周知的彭德怀冤案，却都摒弃在这些人的立论依据之外。这些不顾事实的论调竟成一家言。盖因在我国的宣传和教育中对于刚过去的那一段真相始终讳莫如深，歌颂之至少比揭露之少犯禁，由无知导向偏见是很自然的。若是年龄足以成为过来人的老人，如此健忘，那么我不免猜测他们当时至少处于某种权势阶层，或者囿于某种僵化的教条，执著不化，无视活生生的现实。例如有人认为“国营”或“公有”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都源于“私有化”。这就回到了老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既然这种人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么？现在常笼统说“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事件都是开发商之过。其实“房产”可以是私营，而“地产”是国有的，没有地，如何盖房？要知道我国是少数世界上土地完全国有的国家，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呢？又如通信、能源的垄断权也是“公有”的，这方面近来已有许多精辟的分析文章，归根结底，部门、集团以及有关的个人的既得利益是实，“全民利益”是虚，除非取消垄断的权力，前者不会让位于后者。我们今天作为消费者如果还享受日常生活中一定的方便和丰裕，恰恰是由于在这些领域内民营经济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

另一说法是“初级阶段”论：说是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比，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问题就会解决。不少论者举出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收入达到某个数字时，腐败最厉害，以后逐步改善。人民福利也依此说。也就是“腐败无害论”（以前此说也用于污染，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污染到了这个地步，这种公开的论调已难见天日了）。回到我的困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须与资本主义自发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残酷吗？人家一百年或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足以为我们借鉴，必须从头再走一遍吗？再者，发达国家靠的是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强大的舆论监督、在结社自由基础上的劳工和各行各业有组织的长期斗争、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健全的法治体制下的立法和执法，经过全社会艰难的、锲而不舍的斗争，才遏制了权力和金钱的腐败。但也没有根治，至今还是在“魔”与“道”的消长斗争之中。如果这些都被冠以“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反腐？依靠一个党的集权，自上而下的打击难道更有效？腐败之源究竟是市场还是没有监督的权力？诸如黑砖窑奴隶劳动、频发惊人的矿难等，都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与政府、“公家”、体制无关？

再说教育、医疗。欧美国家义务教育基本上是各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说我国“初级阶段”财政不敷，那么每一个县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钱（还不算在饭馆白吃不给钱的）有多少？自县政府以下公务小汽车和办公大楼是“初级阶段”水平吗？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关于医疗，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质量和覆盖面当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但是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高官、巨富与一般平民的比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像我们这样向权贵倾斜？“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