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运动先驱们提出“德、赛”二先生，曲折走来到今天，终于“民主是个好东西”公开见诸权威报刊，最高领导人公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进而阐明：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不再冠以“资产阶级”，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讨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其核心一是公民参与，二是权力的监督。人类在文明进步中经过长期摸索，建立起一种机制，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明确各类掌权者的权限，并受到各方监督，杜绝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有“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一般想到民主，往往先想到议会和选举，于是又会联想到议会和选举的种种流弊和实施的困难。事实上，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机制，单纯的选举并不能真的体现民意，而且确实可以弊病百出，中外“贿选”、“黑金政治”例子举不胜举，不必赘言。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必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指的是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民众议于野，自古以来就存在，尽管专制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甚至使出密探举报、鼓励互相揭发等手段，也很难杜绝街谈巷议。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必须有公开发表、形成“舆论”的途径，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而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新闻自由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新闻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传播真相，所谓“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才是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消除无知，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发展新闻事业。毋庸赘言，愚民政策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国家的主人——相称的信息。

舆论更主要是实行监督的功能。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没有争议。监督有两种：政府内部的互相监督和公众的监督，而后者更重要。因为，如果只有政府内部的监督，而不为广大公众所知，也无法参与，那么无论制度设计得多么精致严密，最终流于无效。中国历朝历代不乏“言官”的设置，“谏议大夫”、“御史”、“监察”，等等，也不乏直言敢谏尽责的官员，甚至以身殉，但总是正不压邪，无法挽救朝政的腐败乃至灭亡。即使在现代，如果设想西方国家的国会的争论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公众不得与闻，媒体不得报道，或只许根据权威发布的内容报道，那么，难免形成暗箱交易，议员虽是民选，其作为选民代言人的资格就值得怀疑了。事实是，除了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议题外，欧美国家大部分讨论都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每个议员的立场、对议案投票的记录都是透明的，才能使各方权力和利益得到公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