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者的武器主要还是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而维护现政府政策的反批评者的武器则是“爱国”和“安全”，即指责批判者危害反恐斗争是不爱国行为。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他们保卫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这一凝聚各族裔美国人的原则精神遭到破坏，美国就将变质，就不再是美国，也就无所谓“安全”。最激烈的言论是：美国不毁于恐怖主义，而将毁于决策集团中“新保守主义”之手。

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政府官员有权力压制新闻，对待逆耳之言或封报刊、或追究罪责，甚至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有关人士，他们未必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当政者已经尽其所能缩小和掩盖真相，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他们无权封杀舆论，这就是美国的自我纠偏的机制，也是其希望所在。不但如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丹?拉瑟因为独家率先报道美军虐俘丑闻，获得在纽约颁发的64届“皮巴迪广播节目奖”，举报虐俘事件的美军士兵约瑟夫?达比也获得著名的“肯尼迪勇气奖”。报刊高调报道，说明媒体和公民自揭家丑的传统和勇气还是得到承认和鼓励。虐俘事件可能是一个契机，唤起美国的社会良知，促使思想精英重新全面审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和理念。

讲美国，只是举例说明一种普适性的内涵和民主的必要条件。当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施民主的形式和途径有所不同。说它不言而喻，因为纵观历史，横观世界，即使方今已经公认的欧美民主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形式也都是不同的。这点无人否认，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全盘照搬某一个外国的制度，即使有人想照搬也搬不了。相反，过分强调“国情”却足以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借口。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民主普适性的内涵。

另外，思想、言论自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有助于造就善于独立思考、心胸坦荡、富于正义感、诚实勇敢的高素质国民。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当然比“万马齐喑”的社会有活力。一国的国民如果长期思想禁锢，从小就培养察言观色，按一定“口径”发表言论，不敢讲真话，甚至已经不知独立见解为何物，长此以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断萎缩，靠虚骄的豪言壮语、煽动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振兴不起来的。这样的精神状态而求其堪与世界竞争的创新能力，或出现世界级思想和学术“大师”，无乃缘木求鱼乎？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