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守经行权，万事可为

要说孟子是个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人，那肯定是诬蔑。孟子不止一次举钻洞偷情为例，说明途径和程序的重要性，但另一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孟子的途径和程序，轻易就可以被打破，这就是所谓的守经行权。舜娶不告亲，孟子的解释是，“告则不得娶……是以不告。”目的（动机）正当，手段就可以随机应变。这个权，就是今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这么一说，大人们倒确实是方便了，行不通的地方，就权它一下，可剩下“小人”怎么办？再说，什么样的人是大人，方能有任意行事的豁免权？义的凭据又是什么？——义者，宜也；适宜的，就可以？

说这个“权”字，害惨了中国，绝不是一句夸语。天下之事，何不可为？——找个合适的借口就得了。

5.辟邪说

孟子骂杨墨无父无君，是禽兽，让后世帝王窃笑、狂喜，成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导，也开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帽子”、“棍子”满天飞的先河。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近乎咬牙切齿地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把跟自己不同的理论观点，形容、比喻为带领野兽吃人，甚至导致人吃人的惨烈，这是怎样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一向出语谨慎的朱熹，在那本吾皇钦定的官方教科书里，更是藉此添油加醋，火上浇油：“盖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弑之祸”（《孟子集注·滕文公下》）——比洪水猛兽更烈，比外国侵略、颠覆皇权、杀死皇帝更坏。对于异端的仇视，置之死地而后快，还有比这更巅峰的么？有人拿“文革”为孔孟和儒学鸣冤叫屈，希冀早日卷土重来，其实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他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6.历史任我玩

孟子精通《诗》、《书》，有人说他还精通《周易》，不是说五经皆史么，那孟子也就是个历史学家了。但孟子这个历史学家，却把朱熹这位天生的优质家仆，忙得满头是汗，不亦乐乎，因为常常要替孟先生说，“孟子释《书》意如此”，“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孟子对舜，有着异乎寻常的喜爱，“言必称尧舜”，其实只是称舜，很少称尧。孟子对舜近乎痴迷的称道，让人对舜起了疑心，舜有那么好吗？一个人好到这种地步，已经有违人之常情。可能的结论有二，要么，舜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著名的伪善者；要么，孟子对舜的装饰太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