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买卖中作为凭证的券已普遍应用。较长的券叫质，较短的叫剂，无论买卖用的质、剂或放债用的债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的，他们先把买卖的合同或借据写在上面，然后剖分为二，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买主或债权人便可操右券来责成卖主或债务人履行义务。债权人在讨债和索取利息时便可命债务人前来“合券”。这种债券或称为傅（符）别。券这样普遍地应用，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广泛流通所产生的现象。（杨宽《战国史·春秋战国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券的普遍应用》）

可见，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货币型、券市型）就已发展得有模有样，有鼻子有眼了。都说信用是商品经济的前提、基础和产物，结果，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具备了（过）这样的前提与基础，也就诞生了（过）这样的产物。

并且，它还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像马克思所说的，进入到了政治的领域（军事是政治的另一副面孔，信陵君虎符救赵的故事脍炙人口，名传后世），印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

还是杨宽的《战国史》：

这时在行政管理上已创立了年终考绩制度……每年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首长，都必须把一年各种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去，国君把“券”剖分为两，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这样国君便可操右券来责成臣下……这种用券契来责成臣下的办法，采用了商业上的经营方法。（杨宽《战国史·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重要制度·年终考绩的“上计”制度确立》，第217—218页）

以上所说战国经济与政治上的“契券”特点，收拢到《韩非子》中，便凝结成了《主道》里的这句话：

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

现在，我们回到韩非，回到我们之前谈论的话题。我们看出，原来韩非对于信用的强调，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君子作风，而是政治上的实际需要，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境况，提供了信用的驱动力与限制性。

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故越王焚宫室，而吴起倚车辕，李悝断讼以射，宋崇门以毁死。句践知之，故式怒蛙；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赏之使人为贲、诸也，妇人之拾蚕，渔者之握鳣，是以效之。（《内储说上七术》）

这话单独看，有点让人眼晕，不过没关系，看到后面的故事，就缓过来了。它是《内储说上七术》的一段“经”文（引言、案语，也就是提纲挈领，概括性、解释性的话）。

赏誉，在它上面的，是必罚——两段文字，它们所要表达的是，无论赏或罚，一定要说到做到。这是韩非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絮絮叨叨、最最揪心的话。做到了它，你就是个安稳的好国君；没做到，做不到，你就等着人家把你的脑袋当尿壶吧。

越王问于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之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

“赏厚而信”——甭管之前答应别人多少钱，事后一定得如数兑现！千万别上岗前说得好好的，每月五千块，结果到月底，你弄个借口就准备给人两千五！你看人勾践，为了验明自己的信用，不惜一把火把王宫给点了；你那两千五，就那么舍不得掏出手？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