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宁肯放弃眼看到手的城池，也要守信，这种选择与行为，到底合不合适，恐怕又是两说的事。照韩非一路来的功利主义思路，人们也许认为他会否定文公的做法，但这次，韩非，毫无疑问，站在了重耳一边（见后叙），也就颇为难得地，站在了孔子一边。

文公问箕郑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事，信义。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逾，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

还是重耳的故事。文公（也就是重耳）问箕郑，解决经济问题的良方何在？对曰：“信。”明确！直指问题关键！怎么信？在名令、政务、道义上，言而有信，言出必行，一以贯之，毫不动摇，事情就顺利了。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期返而食。”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

这故事有点意思。吴起不愧是带兵打仗的人，故事颇有点“将军”的味道，也就很严正地突出了吴起的思想与性格，稍微了解点吴起的人，一眼能认出来，这正是吴起的作风。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明日，会天疾风，左右止文侯，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

魏文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开国之君，一位容易让人津津乐道的人物，一位个性国君，他虽然不姓刘，但我认为，他就是刘备的“前世今生”，简直说得上是刘备的“活祖宗”。这个迎风而往的小故事，只是他留下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

楚厉王有警，与百姓为戒。饮酒醉，过而击，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而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

跟上面的故事相比，这是一则“反面教材”，一则“狼来了”的同类版本。

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

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

上面那段故事，应了孔子说的“过犹不及也”。它告诉我们，对于信用的维护，要向女人保护脸部皮肤学习，给它加入少许、足够的细致和用心；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一不小心，你的信用就会破损了。后面那个故事，说明一时的“权谋”得逞，终究要付出还债的代价。——还是要真心、细心地维护好你的信用。

在这八个同类故事之前，韩非有一段纲要式的案语：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故明主信，如曾子杀彘也。患在尊厉王击警鼓于李悝谩两和也。（《外储说左上》）

放在这里，案语成了总结语了：“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信誉，是靠积累起来的。

在《安危》一文的开头，韩非告诫说：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有信而无诈”，是保障你（权位）安全无恙的一道阀闸。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韩非为什么主张、赞许守信？

俗话说，思想是社会的反映，这话一点没错，尤其像韩非这样的思想，更是典型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而社会的主体在于经济和政治，对于战国中后期的经济、政治而言，信用，有什么样的时代特点呢？

对此，杨宽先生的《战国史》，有一些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