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德完备的人是那些能够按照完美的审慎、严格的正义和恰如其分的仁慈等准则去规范自己行为的人。但是，既然人是感性的动物，只是准确无误地了解这些准则不代表人们能保证在行动中贯彻它们。虽然在冷静清醒的时候他是全力以赴支持这些原则的，但在冲动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违背那些准则。因此，光凭对这些原则的了解不足以让人恪尽职守，我们需要完善合理的克制。

这种情感冲动被多数优秀的古代道德学家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来研究：一是需要借助足够强大的克制力来进行抑制的一时冲动的激情；二是虽可以很快抑制但终生都难以避免的激情。它几乎是频繁的甚至是持续的存在，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它很容易将人引入歧途。

前一种情绪主要包括恐惧和愤怒，以及那些与它们相互关联的其他情绪；后一种情绪主要包括对热衷于安逸、享受、恭维等使人愉悦与满足的事物。强烈的恐惧和愤怒短时间内难以平息。对安逸、享乐、恭维等事物的热衷虽然短时间内可以抑制，但它们却无时无刻不在引诱着我们，引诱我们犯错误并因此而抱恨终生。第一种情绪促使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第二种则可以说是引诱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根据古代道德学家的说法，对前一种情绪的克制可以称之为意志坚定和隐忍；对后一种情绪的克制则可以叫做节制、严谨、庄重和有节。

这种对自身情绪的克制应该得到某种尊敬和赞扬。因为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美。它与通过自我克制得到的好处或是通过审慎、正义和合理的仁慈行动得到的美无关。我们的克制引起的一定程度的尊敬和颂扬有时来自它表现出来的高尚和人格力量，有时则来自那种始终如一的坚忍性。

坚忍者饱经困苦忧患，即使面对死亡仍可以安之若素，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他因此而得到高度的赞扬和崇拜。如果他出于对人类和家国的热爱，为了自由和正义的事业而遭难，那么我们对他的苦难充满了同情，对陷害他的卑鄙小人充满了最强烈的愤怒，由衷的敬佩他的高尚情操，深深地理解他的人格，钦佩他的行为，总之是各种美好的情绪融合在了一起因而对他产生最狂热的崇拜之情。

从古到今，人们最喜爱和仰慕的英雄们都是为了争取真理、自由与正义的事业而走向了刑场，并在就义的过程中保持了自己的身份和尊严。假如敌人们让苏格拉底安静地死在自家的床上，那么后世就不会有那些对他由衷而绚烂的赞誉了。后世的仁人志士也同样承继了先人们的这种光彩。在我们鉴赏弗图和霍布雷肯雕刻的历史人物像时，特别是看到托马斯?莫尔、雷利、罗素、西德尼等人头像下面那把作为砍头标记的斧子时，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它给这些人物带来了真正的尊贵和情趣，这远比人们佩带的纹章等无聊的装饰物优越得多。

因为这些高尚而可贵的行为，不仅清白高尚的人会因此而增添光辉，囚徒也会让人产生亲切的敬佩之情。当一个窃贼或者强盗大义凛然地站在断头台上时，尽管我们理智地认为他应该受到惩罚，但仍然会为此感到惋惜：一个这么优秀有才能的人居然干出那样卑劣的罪行。

战场是一所好学校，它让人们学习并锻炼高尚的品质。就像前面说过的，人生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死亡。如果一个人连死亡都不害怕了，那任何自然灾害都拿他无可奈何。经历了战争人们便熟悉了死亡，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会为死亡的迷信式的恐怖和意志薄弱所摧残。他们仅仅是把生命看成一种追求，把死亡看成令人讨厌的生命终结。但经验会让他们逐渐明白：许多看上去很可怕的重大危险，实际上并没有我们预想得那么悲观。为国捐躯几乎一直是英雄最显著的特点，只要鼓起勇气，机智地沉着应对，就可以在绝望的境地中找到希望。死亡带来的恐惧因此而淡化，躲避、应对它的信心和希望因此而增强了。面对危难时，他们学会了顺应放松的心态，不会慌不择路想着逃跑。正是这种习惯性的对危难和死亡的藐视，使军人的形象变得高大，同时使这种职业变得比其他职业更高贵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