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战场上的丰功伟业与任何正义的信念和人性都不相符，但我们仍然会对此有浓厚的兴趣，那些本来并不高尚的指挥者甚至会因此得到我们的某种尊敬。因为在追求邪恶的目标的同时也忍受了所有历史教材中都无法描述的艰难困苦，克服了种种困难。海盗的冒险也会引发我们浓厚的兴趣，甚至会带着尊敬的心情去宣扬那些本来卑劣的人的故事。

对恐惧的克制往往比对愤怒的克制显得崇高。从古到今，那种因合理而正义的慷慨表达成就了许多辩论中最为精彩和令人叹服的段落。雅典的狄摩西尼批判马其顿国王的演说，西塞罗控诉喀提林同党的演讲，都是因为激奋高尚的感情而万古流芳。但是，这些激昂的表达是有一定程度的修饰的，这样，那些拥有正义感的旁观者才能够理解并表达同情。

过分的怒气以及大喊大叫的冲动让人讨厌并唯恐避之不及。与发怒的人相比，我们对发怒的对象更感兴趣。多数情况下，宽恕作为一种高尚的品质，比愤怒更为合理。不管引起愤怒的那方是否道歉并已得到宽恕，在公众利益需要时，如果与最可恨的敌人进行合作能达成更为崇高的目标，那么那些目光长远的人都能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对手团结协作。可见，这种人值得我们赞扬并尊重。

不过，对愤怒的克制并不总是显得如此辉煌壮烈。恐惧与愤怒相辅相成，并常常成为抑制愤怒的原因。要是因为恐惧而压抑了愤怒，这种怯懦的念头我们无法把它定义为高尚的。愤怒激发人的斗志，这种斗志有时可以显示人的胆量和气度，展现大无畏的精神。虚荣的人可以容忍愤怒，但决不会容忍恐惧。那些爱慕虚荣但气血不足的人，总爱在他们的手下或者惮于表达意见的人面前装腔作势，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他们勇武的气魄。无赖也喜欢用谎言将自己武装得强暴蛮横，希冀假如自己不能被看成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就最好被看成一个可怕的家伙。

当前的社会风气鼓励人们用武力解决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了私人复仇。这种风气让那些因恐惧而压抑愤怒的行为显得怯懦猥琐。但不管怎样，与对愤怒的抑制不一样，对恐惧的抑制多少会显示某种高尚的精神。除非是为了体面和尊严，不然对愤怒的抑制是不会得到谅解的。

假如不是面对邪恶的诱惑，按照审慎、正义和得体的规范行事似乎也不见得多么高尚。不过，有些肯定属于最高贵的智慧和美德：面临巨大的危难时随机应变、量力而行；虔诚地遵守正义的规范；抵抗住那些违反规范可能获得的利益，忽视那些可以刺激我们违反规范的种种伤害；小人的忘恩负义不会让你压抑慈悲之心。

自我克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其他美德最耀眼的光芒也大都源自克制。伟大而高尚的自我克制力量包含了对恐惧和愤怒的抑制。当我们出于正义和仁慈而这么做时，它就表现了美德以及美德之外的光彩。然而，除了正义和仁慈之外，它们还受其他各种动机的驱使。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自我克制本身是伟大和值得尊敬的，但它们却具有了一种十分危险和可怕的力量。无所畏惧的勇猛可能意味着耸人听闻的恶行，外表的平静和开朗掩盖了内心深处坚定却残忍的报复心，它即使面对重大挑衅也可以波澜不惊。

尽管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卑劣的想法，但单纯的观察者仍会向他们表达高度的敬佩之情：渊博的史学家达维拉经常赞扬美第奇家族凯瑟琳的超乎寻常的虚伪狡诈；严肃认真的克拉伦敦勋爵高度评价迪格比勋爵和其后的布里斯托尔伯爵的虚伪掩饰；智慧的洛克先生最钦佩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隐忍虚伪。甚至西塞罗似乎也认为这种欺骗功夫虽然未必崇高，但因其机动灵活所以也值得称颂，总而言之，就是值得称颂和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