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文”所拒斥的“科学”实质并非作为技术生产力原理的“科学”本身，也非这一意义下科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唯科学主义”。

17世纪兴起的经典力学树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型。这一范型包含着可以普适运用的一套态度与方法：自然对象的客体化、客体对象的被动化、匀质化、单元化、可数量换算性、可重复的规律性及其可预见性等。

近代科学卓有成效的应验性，特别是经由技术应用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使上述科学态度与方法不仅从自然扩展向社会而产生社会科学，而且扩展为文化性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发展成支配现代社会的至尊强势人生价值观，此即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强化了科学的片面性，成为20世纪一系列现代危机（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民族残杀、生态危机、精神虚无化）的一个文化观念根源。

正是针对唯科学主义，现代性的“人文主义（humanismus）”才在19世纪作为术语概念以德文问世。[〔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页。]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对举地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料性、非工具手段性等。作为文化观念，人文主义即使不曾获得命名，也渗透体现在从政治运动、工艺思想到文学艺术与环境保护广泛的形态中。因而，“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思潮态度与立场，它属于思想史范畴。

作为思想史范畴，人文主义包含着多样化乃至相互对立的人文观念。例如，古代中国的“人文”，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道运行之印记为“文”，与现代汉语通常理解迥异，“人文”一词重心并非“人”而是“文”。“人文”涵义如孔颖达所疏：“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王夫之《周易外传》释“贲”：“礼者文也。”更直接指出了“人文”原型即以天道信仰为背景的礼仪教化。这与欧洲文艺复兴解放自然人性的人文主义“人文”观恰处于对立位置。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又正是近代科学的母体。前述近代自然科学一系列指向客体的观察操作，恰以一种上升到神性的人类主体性为前提条件：“人”（“人文主体”）通过“科学”掌控“自然”（客体）。近代哲学的两个方向，笛卡儿的主体性“自我”观与培根的客观化经验思维正代表着“科学”与“人文”这种相互依存的结构关系。因此，“人文”与“科学”是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所必需的文化两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