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段论

2006年5月，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要毕业了。夏意微浓，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院，最后的硕士论文答辩阶段。

同学们的论文，名字清一色工整、规矩、严谨，有关电视媒体的集团化、产业化，新媒体融合手段等等。

偏我研究的有点另类，就研究一个人，恍若文学系的学生把论文交错了地方。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内容是“关于记者型主持人柴静个性的个案研究”。

有同学提醒，硕士论文洋洋洒洒研究一个30岁的记者，很难体现学术性和专业研究价值，通过答辩有点冒险。

但是，我很洋派的导师刘京林，虽然已经年过六旬，却极力鼓励我创新，当然，她也非常欣赏柴静。专门研究传播心理方向的她，像一个不知倦怠的记者，对人物的个性心理和成长经验，有着孩童般的好奇心。

其实，把一个人作为硕士甚至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件有挑战又有趣的事儿。

像张宏杰的书《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其实也是篇博士论文。张宏杰说：“我的导师葛剑雄教授突破常规，充分尊重我的兴趣和能力，同意我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对张宏杰这本书，很少给书作序的柴静不吝笔墨，写了两千字的序，叫《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她当时在写纪念顾准的文章，觉得和张宏杰写曾国藩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准与曾国藩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张宏杰这“博士论文”， 对曾国藩这个“被写滥的人物”的观察视角是细节中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他认为，通过这个个例，也能获得晚清政治社会史中，财政制度及地方行政机构运作的一个特殊断面。

其实，这和我写柴静的硕士论文也有相近处。他写曾国藩的几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我分析柴静，也是用个案法和文本分析，进行个性发展阶段归纳，探究新闻人个性特征与职业发展、与栏目风格的互动关系，以及媒体机构对人才的选拔标准。

因此，在论文中，我举着艾里克森人生发展阶段论的放大镜，生生把柴静30年的人生（那时是2006年），“肢解”成一个个心理阶段。

童年呢，怎么“肢解”？

好在柴静的自传《用我一辈子去忘记》，描述了自己4岁至22岁的经历，以及她大量的文章，访谈，都给了我参照。于是有了以下“刻板”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