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

猫：用舌头洗刷自己，自我开始。

蜘蛛：在我的上层建筑上，有许多疏忽者的躯壳。

螃蟹：可也怪！人怎么是直着走的？

雁：欢歌历程的庄严，我们在天上写出“人”这个字。

刺猬：个人主义？那干吗你们不来团结我？

蜗牛：小资产阶级思想？笑话！你懂不懂扛一间房子的趣味？

蚕：我被自己的问题纠缠，我为它而死。

细菌：肉眼感觉不到的可怕，才是真的可怕。

乌鸦：不过才“哇”了一声，人就说我带来了不幸。

马蜂：我不惹谁，谁也别惹我。

书鱼：谁说我没理论，我啃过不少书本。

比目鱼：为了片面地看别人的问题，我干脆把眼睛长在一边。

把这些短句放在当年语境中予以解读，即可发现它们多么不合时宜。自一九五三年回到内地之后，从一九五五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肃反运动，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一九五九年教育界“拔白旗”，再到当时的“四清运动”……黄永玉与同时代人一起，亲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雨，亲眼看到许多熟悉的前辈与朋友，如冯雪峰、萧乾、聂绀弩、郑可、黄苗子、丁聪、汪曾祺、黄裳等先后成为“右派分子”，陷入困境。曾经想象的理想生活并没有如期而至，他虽没有在政治运动中跌入低谷，但现实生活中诸多政治压力、思想批判、精神自虐等状态依然无法躲避，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其生存状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现实中的黄永玉不是激烈的、勇敢的精神反叛者，也不是耽于思考、有着清醒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位普通画家，他曾以画的创作配合时代、宣传时代，与此同时，他也尽可能找到发展艺术个性的空间或缝隙，中规中矩却又不失个性地被政治生活裹挟前行。

黄永玉是一位艺术家，他更愿意随性情而行，视感觉而动。现实中许多人与事，是与非，触动他，刺激他，一旦找到合适的方式，便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表达。此时，“动物短句”成为他找到的最好方式，借动物写社会，写人性，写心中触动。在这些短句中，我们不难发现，讽刺也好，赞誉也好，均可在现实政治语境中找到对应，如个人主义、自我检讨、教条主义、片面性、人性论批判……即便作者在构思这些短句时未必有着清晰的、明确的指向，但是作家的创作心理总是具有复杂性，文学含蕴的多样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解读的可能。时间流逝，当政治语境改变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动物短句”在具备历史价值的同时，仍然有着鲜活的文学感染力，带给人们智慧、幽默的快乐。

正因为“动物短句”具备上述特点，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初期，它们成为黄永玉的一大罪状被揭发出来，并招致批斗，也就不足为怪了。黄永玉回忆说：

第二天，我被叫进一间教室，空荡荡的房间坐着一排类乎审判员的年轻人。我站在中间。审判席上有一个人在微笑，就是对“动物短句”觉得有意思，甚或笑不可抑的那位。我被勒令交出写“动物短句”的本子……

（《“动物短句”相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