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远没有结束。几年后，一九七四年，黄永玉因一幅“猫头鹰”画，在“黑画事件”中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在三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卫胜”的批判文章中，“动物短句”首次被公开讨伐。文章写道：

你看，这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不是充分暴露了炮制者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吗？这幅黑画的炮制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曾炮制过一系列以动物为题材的反动寓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专政是什么蜘蛛的“罗网”，谩骂大跃进好像“拉磨的驴”只能在原地转圈，等等。就是这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一直心怀不满，甚至在图章上刻上“无法无天”的字样，妄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变社会主义的天。《猫头鹰》这株毒草正是炮制者这种反动心理的集中表露。

……《猫头鹰》的炮制者不是曾经疯狂地叫嚣，他的作品“要等到二十年之后才会被人承认”吗？

（《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

这篇批判文章将“动物短句”归为“寓言”体裁。一般定义上说，寓言是以散文或韵诗的形式，讲述带有劝谕或讽刺意味的故事。“动物短句”并非故事类叙述，似不能归为寓言，但在某些方面，它们又符合寓言体裁的部分定义，如“自然物的拟人手法说明某个道理，常带有劝诫、教育的性质”。“卫胜”文章的提法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它至少说明当时的批判者，是将这些作品视为文学创作的，这也从另外方面证明其文学价值。

一九六四年的“动物短句”、一九七一年前后“干校”期间的诗歌与书信、“文革”末期的天安门诗歌……十多年间，在政治风暴、社会浩劫的艰难日子里，黄永玉内心的文学欲望找到了特殊表达途径。他写作，不是为了发表——当时情形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他写作，是为了思想的表达，为了情感的抒发。

黄永玉的这种地下写作状态，与当代文学史专家陈思和提出的“潜在写作”概念，十分吻合：

“潜在写作”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写作其时得不到公开发表，“文革”结束后才公开出版发行。将这些属于过去时代的文本放在其酝酿和形成的背景下考察，它们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严肃的思考，是当时精神现象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展示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助于对当代文学艺术生命力和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整体把握，以及当代文学史学科的建设。

（《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载《文学评论》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由以上叙述可见，尽管“动物短句”不到百条，但在黄永玉个人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动物短句”最初与读者公开见面，是在一九七八年。这一年年底，北岛、芒克主编的民间刊物《今天》创刊，他们以《动物篇》为题选发一组“动物短句”，并署名“咏喻”。之后，这些“动物短句”陆续在《诗刊》、《新观察》等刊物上发表。与此同时，黄永玉开始发表写于“文革”期间的部分诗歌，一九八一年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出版，翌年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同时获奖的有艾青、张天民、流沙河、公刘、邵燕祥、舒婷等十人。一位人们熟知的画家，在文坛沉寂多年之后，由此汇入“新时期文学”的潮流。

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黄永玉陆续出版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游记《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图文书《黄永玉大画水浒》，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一个文学家的黄永玉，赫然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