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本书，取名叫“一问一世界”，意为用一个个问题叩开世界的大门，走入心灵的秘境。这话套自禅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独有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有诗云：“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掌中握无限，时光存永恒。”（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个体生命何其渺小，一生一世何其短暂，能触摸到这大千世界的一角，窥视复杂人性的一斑，已是不易。然而，我等凡夫俗子，却也因为个体的感知和经历，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精妙、宇宙的存在，仿佛是一块织毯中的一个线头，不经意间成为一幅壮丽图景的一部分，岂不神奇？

提问，既是记者的本分，也是我试图在个体经验之外，尝试理解和连接更多人、更大世界的努力。1998年我在凤凰卫视工作时开始制作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历时两年。2000年创立阳光媒体集团，2001年又推出《杨澜访谈录》，至今这个栏目仍是中国电视上最早，也是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高端访谈节目。我前后采访了国内外近千人，他们中间有领导者、思想者、创新者，也有新闻话题的当事人。《杨澜访谈录》以“纪录时代的精神印迹”为使命，既讲故事，也谈话题，带有我们那一代媒体人的时代烙印，承载着我们的文化理想。我这个人并不算特别聪明，幸好有自知之明，知道要做功课，下功夫。以每次采访平均“功课量”为10万字计，总的阅读文字量应该相当可观。策划会、准备、采访、编辑等时间加在一起，上万个小时应该也是有的。不是有种说法吗，什么事做了上万个小时，基本上也就熟练甚至精通了。今天我敢说，只要给我足够时间准备，采访任何人都是可能的。

那么当话筒转向，采访者成为被采访者，会怎么样？说实话，那种心情有点怪。一方面，因为了解采访的不易，我会有一种冲动要帮助对面的同行完成任务：“你不就是想问……吗？我觉得这个故事会更契合你的主题。”另一方面，因为熟知采访的窍门和陷阱，为了保护自己，也会跟对方玩一些猫捉老鼠的心理游戏：“想用激将法啊？我还就不接招了。”总之，拧巴。

我曾经接受美国老牌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专访。他问我：“中国人怎么看待美国？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又是什么？”因为我自己做采访时最怕对方云里雾里不切要点，所以回答问题时就不愿意拐弯抹角。我说：“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法治和民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达是有好感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中国人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然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不一定赞成，比如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缺乏足够的理由。而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常常以偏概全。中国的国土面积几乎像欧洲一样大，而能够被美国媒体报道的事件太少了，使得普通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印象总是刻板而片面。在当今世界，你可以不喜欢中国的一些方面，但不能不了解它的发展和转变。”

无论是采访还是被采访，讲述个人的故事永远比讲道理更受欢迎。2015年9月27日我作为对话嘉宾出席“克林顿全球论坛”，接受切尔西·克林顿的采访对谈。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对20年前在中国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有什么感想。我说：“20年前，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读研究生。一个夜晚，我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告诉我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这是当时在中国举办的最大的国际会议，希望我回国主持开幕式。我答应了。大会开幕那天，我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当我对数千名全球各地的与会代表说‘Here we are，in Beijing！’时，全场掌声雷动。那种‘在一起’的感觉让人终生难忘。”论坛活动结束后，我跟切尔西换了身份，我开始采访她。她也从个人的故事开始讲起。就在前一天，她刚刚庆祝了自己的女儿夏洛特的一岁生日。就像中国人有“抓周”的习俗，她把一些芝麻街玩偶和故事书（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送给外孙女的）同时放在女儿面前，结果小婴儿抓起了书本！切尔西说做母亲的经历让她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更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并且透露她正在写一本书，告诉孩子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回答问题，不用拐弯抹角。CNN Talk Asia栏目曾经在2008北京奥运会召开前专访我，主持人恩杰莉·饶（Anjali Rao）问：“奥运会是不是只与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有关？”我说：“民族自豪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对世界的态度。举办奥运会让中国的各个层面，从精英到大众，从体育界到政治、文化领域，全方位地以一种更加真实的姿态面对世界，代表着中国的开放与进步。”她听了频频点头。

我遇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是：“在你采访过的所有嘉宾中，谁给你的印象最深？”天哪，这叫我从何说起呢？有些人智慧，有些人深邃，有些人幽默，有些人强硬，有些人口才好天生会讲故事……不过，的确有这样一些人，历经时间冲刷，即使繁华已经成为寂寞，新闻已经成为旧闻，领袖已经成为平民，依然让人心动。这样的印象不来自别处，只来自人格的魅力。

我永远不能忘记2001年那个冬日的早晨对王光美女士的采访。“叫我光美吧。”她对踌躇着不知该怎么称呼她的我说，并当着我的面她打开衣橱，问女人最常问的那个问题：“你说我穿什么好呢？”我一看，衣橱里只有十来件当季的衣服，有一件浅蓝色的开衫毛衣，上镜应该很不错，就建议她选这件。她眼神里带着欣喜，回头对我说：“我也想选这件呢，想到一块儿去了。再配一条纱巾怎么样？”纱巾蓝白相间的花色，让她整个人都生动起来。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我面前这位文雅亲切的女人，是多么传奇的女性啊！部长家的大小姐，当年的学霸，中国第一个核物理专业的女研究生，心怀救国梦想，离家出走奔赴革命，爱上那个严谨沉静、名叫刘少奇的男人，念念不忘在生活极其困苦的时代，他为她亲手削的一只梨……后来她成为一大群孩子的母亲，包括他的前妻的孩子们，在内井井有条地照顾着被毛泽东称为“中南海最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在外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夫人，出访东南亚，光彩照人。在史无前例的浩劫里，乾坤颠倒，众叛亲离，共和国主席无力地举着宪法，试图跟红卫兵讲公民的基本权利，却只换来更残酷的批斗。绝望中，她把手伸向抽屉里的安眠药，被丈夫用眼神制止。当刘少奇在炎炎烈日下被无休止地审问，连口水也不给喝的时候，她不顾阻拦冲上台子，紧紧抓住丈夫的手，跟他站在一起，任惊涛骇浪将他们吞没！这是怎样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因为是主席夫人，而是因为是一个妻子。她对我说：“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什么都不怕。就是想，你们不能这么对待一个人！”回忆起这刻骨铭心的痛，王光美力图让颤抖的声音平静下来。而这时来看姐姐的王光英先生已经泣不成声，七旬的老人哭得像孩子一样：“我姐姐，对少奇真是无怨无悔啊。”王光美摘掉别在身上的麦克风，走过去，温柔地抱着弟弟的头说：“别激动，对你身体不好。嗨，你也是无怨无悔啊，当年沾我们的‘光’也沾得够呛。好了，都过去了。”面对此情此景，我也无法保持记者的冷静，热泪滚滚而下。如果光美的故事停留在对“文革”的控诉，那么她只是一位勇敢坚忍的幸存者，但她做的远不止这些。被平反昭雪后，她把在监狱里遭迫害致死的母亲的遗产悉数捐出，为贫困母亲成立慈善基金会。她只留下了母亲的一件东西，那是一台老式座钟，早过了它应该服务的期限，根本不能准确报时。光美却如珍宝般稀罕它，时时擦拭，在它嘀嗒嘀嗒的节拍里出神。有人建议，她完全可以彻查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里有谁诬陷过他们，她摇了摇头说：“何必呢，他们当时可能也是有为难之处吧。”这就是王光美，命运给她的磨砺，除去的是岁月的浮华，留下的是钻石般璀璨的光芒。“就叫我光美吧。”她说。是的，除此之外，她不需要任何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