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想与消极隐逸思想也初见端倪，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在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上，他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国民政府时期，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2卷），但更对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上个世纪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家群体，曾在文坛大行其道。但后来随着形势不断恶化，国难当头，救亡图存遂成当务之急。而此类散文仍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性灵与闲适，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其自己所云之“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不但取材越来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