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学巨匠

1901年秋，周作人入南京水师学堂，用“周作人”之名实自此始。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胞兄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在日期间，娶日本女子羽田信子为妻。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并肩携手，其嗅如兰。他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作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与此同时，他还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了以《小河》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作品，显示出对文学革命之热情。与同时代诸多寻求出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庞杂而多变，他曾谈道：“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综观其在“五四”时期的表现，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心灵深处占据着主导地位。他正是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