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秉承“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信条，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还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年老齿稀，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整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出现浮肿。时至九十月间，周作人曾两次将写好的“呈文”交给儿媳张菼芳，叫她背着红卫兵转交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简短，内容相似，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也许他在万念俱灰中，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驻地派出所的民警将他的问题反映上去。但希望落空，“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便石沉大海。1967年5月6日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并准备了一瓶开水，然后去上班。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顿感不妙，便打电话给张菼芳。菼芳奔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矣。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未敢取回家来，一代文豪就这样了此一生，终年八十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