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功过是非

时过境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应对周作人一生作为予以理性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之久，在历经周折反复之后，我们已有能力站在更高的着眼点上分析问题。作为一位于现代思想、文学、文化等诸多领域内有过重大影响且毁誉不一的历史人物，周作人的人生轨迹相当复杂。他才华横溢、学养深厚，内心世界亦纷乱而细腻。在其身上，坚韧与动摇、善良与冷漠、浅薄与睿智，执著与懈怠等等精神特质并存，可谓集复杂人性之大成者也。而深入考察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大可帮助我们摆脱对于历史和人性的简单化理解。透过周作人的衰荣生死，无形中会唤起我们对仍在困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诸如人生的正道与歧途、信仰与权变、自利与利他等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面对西方的强力冲击，现代中国曾几度陷入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危机之中。在危局面前，作为中国最富有智慧和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分化。包括周作人在内的认为应首先实行“启蒙”的一族曾倡导“自我的发现”，将“个人本位”推向极致，而这种倾向势必会造成对民族、国家等群体观念的消解。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就曾是这样一位信仰个人本位的“世界主义者”，他力图超越民族、国家等群体意识，而以“个人”、“文明”和所谓“世界大同”之立场说话。其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理想和避世的个人主义倾向，淡化了他对民族、对国家认同感，也减弱了他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这为他日后在日寇的利诱面前屈身就范埋下了祸根。

作为一位思想者，周作人信仰所谓“自然人性论”。这种源于自然人性的伦理观，可以化解灵与肉、义与利以及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他认为应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人情之上，即所谓“王道不外乎人情”。但这种理念无法处理现实中的随时、随处可见的情理冲突问题，也寻觅不到高于个人生存之上的其他选择的理由。历史早已证明，如果将人欲径直看作天理，则人的生存的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无从建立，任何高于个人的欲望和本能的精神价值也就无处立足。周作人一味地“反英雄”、“反崇高”和标榜世俗的结果，结论只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样一来，他的“附逆”也就顺理成章。而“附逆”的结果，只能使他陷入更深的奴役状态而已。对于最为看重“自由”的周作人而言，恰恰是失去了自由，不仅是身体的自由甚至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的悖论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