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妹妹的悉心照顾，他表示感谢的方式是要求朋友“原谅她没有文化”。（21）总而言之，哈塞的《见解》是个奇怪的礼赞。无怪乎舍弗纳认为这本书品味低级，并且表示“把这么多琐事、细节与粗鄙的言行塞在寥寥几页里，真是不容易啊”。（22）另一方面，梅茨格却认为在哈塞充满歧义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康德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他自己的《论康德的性格与思想》可以说引申哈塞的《见解》正确的蕴涵。

哈塞与梅茨格的作品却不是1804 年的哥尼斯堡中仅见的传记文献。它们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很快就被康德的出版商尼古洛维乌斯（Friedrich Nicolovius）的一项计划完全盖了过去。他搜集在康德生命的各个时期里交往的人们留下来的传记性资料而集结成书。尼古洛维乌斯并不人单势孤。其他人如舍弗纳等都助他一臂之力，以推动这个工作。这个集体行动的目标在于垄断解释权，并且打击诸如哈塞或梅茨格之类的康德传记。这一点他们做到了，写成的《论伊曼纽尔·康德》（über Immanuel Kant）被视为关于康德的生平与性格最完整且可靠的史料。不过它仍然远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可靠与完整。

对康德不同的时期知之甚详并各就其所知提供对康德生命的了解的三个人，分别是博罗夫斯基、雅赫曼（Reinhold Bernhard Jachmann）与瓦西安斯基（Ehregott Christian Wasianski）。三人都是生于斯且长于斯的哥尼斯堡神学家。博罗夫斯基认识康德的时间最长，1755 年修过他的课，60年代早期，一直与他保持友好的关系。康德 1756 年为论文《唯物单子论》答辩时，博罗夫斯基担任提问者。虽然他无法对康德的丧礼提供第一手的报导，却可靠地陈述了从康德初执教鞭直到晚年的事迹，雅赫曼 1783-1794 年间追随康德，与他关系密切。（23）作为康德的“抄写员”或助手，他在康德发表其最著名的作品的年代里对他十分熟悉，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康德权威。瓦西安斯基是个教会执事，康德晚年时受到他的照料。他1772-1780年期间，就学于哥尼斯堡大学，事实上，像雅赫曼一样，他也曾经是康德的助手（amanuensis）。他原本应该可以提供康德在七十年代的许多资料，但奇怪的是，他绝口不提那段时间，而只见证了康德的晚年。瓦西安斯基 1780年离开大学后，有十年时间与康德没有联系，直到 1790年，才又在某个婚礼上与康德碰面。当时，康德似乎立即邀他参加自己定期的宴会，渐渐依赖上了他，在这些年里，康德把越来越多的私人事务托付给他。到最后，瓦西安斯基得到了康德的全部信任。由于康德把他当作私人秘书、助理人以及遗嘱执行者，他对老康德的生活状况知之甚详。

这三位神学家想确保记载正确，他们必须告诉社会大众关于康德的真象，并阻止那些兜售小道消息的人们继续伤害他的名誉。这项计划因而具有浓厚的辩护色彩，也受到康德在哥尼斯堡好友们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之下，他们等于是携手“拯救”康德的名望。我们有必要理解《论伊曼纽尔·康德》这本书的功能，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此书特别强调某些事物，淡化另一些事，这项计划的辩护性质也解释为什么我们从三位作者那里得到的是有些单调的康德印象。他们显然觉得有许多事情“不宜公开”。（24）再者，他们每个人都带有相当的成见和观点，只能站在对康德的生平与著作提供一个整体的客观叙述的角度上。我们不能期待这三个哥尼斯堡的神学家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个“粉碎一切”的、以全世界为舞台的哲学浪人鲜明的图像，在他们的灰色素描里，我们看到了他的生命朦胧的线条。他们只是描写一个老人的生活习惯，晚如此人碰巧写了几本让他声名大噪的作品。由于他们对康德生命中的前60年几乎没有什么交代，对最后20年又着墨过少，基本上他们等于延续了哈塞与梅茨格的传统。不过，我们现在对于康德的认识，主要是受他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