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成为一个“刻板印象”的人，他惟一令我们感到意外的地方，是他从来不曾让人感到意外。

康德的许多朋友认为，克劳斯（Johann Christoph Kraus）是惟一真正有资格为我们介绍康德其人及其思想的人。他是康德从前的学生，长期的友人和哲学系中的同事。但克劳斯谢绝了这个工作。舍弗纳说：“克劳斯是惟一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不过要他为发表准备点儿东西比用一把小刀切下一片花岗岩还难。”（25）我们无从得知克劳斯是否碍于自己的完美主义而无法着手撰写康德的传记。不过真正的原因可能不在这里。康德与克劳斯曾经完全决裂。虽然他们在晚年不再刻意回避对方，却也不再有言语上的交流，有人认为两个人是竞争的对手，这的确也可能是事实。极力诋毁康德的梅茨格，对克劳斯颇为赞赏，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与克劳斯对康德态度上的保留有关。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是他未曾写下关于康德的只言片语。舍弗纳自己可能是更好的人选，但他也是兴趣索然，甚至迫使博罗夫斯基担负这一工作。（26）另外一个可能为我们打开关于康德的新视野的人，是哥尼斯堡的诗学教授珀尔施克（Karl Ludwig Poerschke）。他是哥尼斯堡里最早欣赏费希特的人，1798 年写信费希特，告诉他说康德已经没办法“集中精神”，也已经不再出现在公开场合：

由于我经常会和他聊天长达四个钟头之久，对于他的身心状况十分清楚；他也毫不掩饰。在私下的谈话里，我知道了他从孩提以来的生平；他让我知道了他成长的每个最微小细节。如果将来有传记作家像兀鹰一样在他的坟上喧闹，这些都可以派上用场。此地已经有人准备好了关于康德的传记与诗文，等着康德作古。（27）

令人惋惜的是，珀尔施克也没有留下康德的传记资料。

后来，康德在哥尼斯堡的朋友也陆续发表了他们对他的印象。他们零星提供了一些细节，或者小故事，但都已无关宏旨，对于康德先前的形象也不能带来重要的修正。（28）他们都停留在刻板印象之上，以佐证正式的传记为满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林克（Friedrich Theodor Rink）的《对伊曼纽尔·康德生平的意见》（Ansichten aus Immanuel Kant\'s Leben， 1805）。林克1786-1789年间是康德的学生，1792-1793年以及1795-1801年这两个时期，是康德的常客。他也很少提及早年的康德，还是着重于晚年的境遇，强化了博罗夫斯基、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的观点。跟他们一样，他的兴趣在于为“虔敬派”（Pietismus）在哥尼斯堡的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辩护。（29）其他在康德在世时或者死后不久所发表的传记更不可靠，在使用上必须更加审慎。它们大致都是道听途说，并不是以对康德与哥尼斯堡第一手的认识为基础。我们因此必须主要依靠这三位哥尼斯堡神学家的叙述。

在其后的传记作品中，最有趣的应属赖克（Rudolph Reicke）1860年发表的《关于康德的生平与著作》（Kantiana： Beitraege zu Immanuel Kants Leben und Schriften）（30）它刊印了 1804 年4月举行的康德纪念讲座的资料，其中部分的细节与当时标准的康德传有所出入，虽然与某些正式的传记作者似乎有同样的资料来源。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如此忽视这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