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像很多浪漫主义者一样不喜欢康德哲学，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不喜欢康德的生活：他的哲学和生活都太过于“普通”与“平凡”。（47）后来的齐美尔（Simmel）说“康德哲学无与伦比的个人特质”在于里头“完全看不到个人特质”。康德是个“概念的瘸子”（Begriffskrueppel），他的思考是“头脑(Kopf)的历史”，与真实的人格无关。（48）而当古留加（Arsenij Gulyga）跟海涅以及其他前人一样，在今日表示“康德的传记无非是其学说的历史”时，他只是在附和浪漫主义者罢了。（49）如果古留加与海涅是对的，那么尼采（Nietzsche）的主张便不能用在康德身上：“至今一切伟大的哲学……都是作者的自我告白，某种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回忆。”尼采应该把康德看作是惟一的例外。（50）由于康德没有生活，当然也不可能有回忆。

就此而论，康德甚至比笛卡尔略胜一筹。根据18世纪流行的说法，笛卡尔在旅行的时候随身都带着“一个真人大小的机械的女性玩偶……以告诫自己，动物也不过是机器而已，没有灵魂的存在，……笛卡尔和这个玩偶显然形影不离，据说在他睡觉时，玩偶就睡在他身旁的箱子里。”（51）看来康德实际上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部机器。

最近至少有一个心理分析的评价，试图以博罗夫斯基、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为基础，对于康德哲学提出严肃的问题。哈特穆特·伯梅与格诺特·伯梅（Hartmut und Gernot Boehme）两人主张：“康德传记的伪装无辜以及其理想化，都是某个思想的征兆，这个思想既占据了他的生活，使之显得无害了。”（52）伯梅兄弟主张，康德的生活与思想都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无害或无辜”。他的思想特质里有暴力结构、有被压抑的恐惧、焦虑，以及潜抑的策略。他们宣称他的思想特质来自于扭曲的、“机械化”的生命。虽然伯梅兄弟的说法不全然有事实根据，他们的文字却很有说服力。不过，他们可能也是错的。他们所“分析”的康德的生活，并不是康德真正的生活，而是别人建构出来的。如果他们的观点有任何价值的话（我不相信它们有多高的价值），或许更应说是证明了博罗夫斯基、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等人生命里的主宰性力量。这一切与康德的生命没有直接的关系。以下我会说明这里头的根本差异。（53）伯梅想把康德变得更有趣的意图，在我看来是失败的。不管康德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但它并不是现代生活所特有的“合理性结构”的好例子。

卡尔·福伦德（Karl Vorlaender）曾经详尽研究康德的生平，强调上述三种传记的“互补”特点。不过我们最好称之为“同谋”和“赞美”。（54）康德“正式”传记的作者，并不真想要作客观公正的陈述。他们旨在传播康德的某个特定形象：一个正直的好市民，过着一个刻板教授的无聊生活。我们可以确定，有许多被作者认为有碍康德声誉的事实，在今天看来完全没有那么严重。某些缺点在后世甚至可能被视为德行，而当时所谓的德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并不那么正面。康德的其他不为人知的性格，或许会让我们对他个人及其思想提出新的、有趣的问题。

从这些文本背后去发现历史里的康德，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表示我们不应该放手一试。我们面对康德时的处境，有点类似处理苏格拉底或耶稣时的情况，虽然没有那么棘手。毕竟，康德自己也留下了一些文字，而且在哥尼斯堡有大量相关的信件往来，可以让我们了解康德生前别人怎么看他。另外还有哥尼斯堡其他有名的市民提供的资料，可以为康德的生活加入更多色彩。再者，我们还有梅茨格。他经常被斥为“不可靠”，但“不可靠”在这里又能指什么呢？无论如何，虽然他对晚年的康德不如瓦西安斯基熟悉，但总算认识康德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