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认识的康德是一个大学环境里的同事，因此熟悉康德不为瓦西安斯基所知的角色。他对康德的印象是负面的，但这当然不能表示他的判断就会打折扣。事实上，博罗夫斯基也不见得比梅茨格可靠，至少我们要同样谨慎地看待博罗夫斯基和梅茨格。由于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汲汲于为康德打造“圣徒传”，他们的材料也必须小心处理。

因此，我不认为在撰写康德传时，都必须接受传统文献的观点。马尔特（Rudolf Malter）曾总结说：

长久以来所认定的证据等级，至今仍然是有效的：除了康德自己零星透露的讯息，以及对任何康德传都非常重要的信件往来之外，要了解康德的生平、他的人格特质以及他与哥尼斯堡人的来往，还得以那三本[博罗夫斯基、雅赫曼和瓦西安斯基所作的]传记为基础。（55）

博罗夫斯基的传记尽管也重要，但不应与雅赫曼及瓦西安斯基的传记放到同一等级。而哈曼、赫尔德、希佩尔与舍弗纳等人的书简，又是比上述三部传记资料更好的文献来源。如果博罗夫斯基的说法和传统传记以外的文献有冲突，那么我们应该采信康德和当时人们的书信。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处理那三部正式传记时，应该不要忘了适当的怀疑精神，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更色彩鲜明、更有趣的康德。

二

自康德辞世至今的两百年里，并没有出现大量完整的有关康德的论述。虽然最近发表的关于康德生平的作品书目长达 23页，列有 483 种资料，但绝大多数处理的都是琐碎的细节，即使最热中于康德哲学的人，也不见得感兴趣。（56）罗尔夫·乔治（Rolf George）在关于康德传记的最新评论里的结论是，实际上重要的只有“半打早期的回想录再加上后来的四部完整的传记”；其他的资料如果不是毫无用处，也只有边际性价值。（57）乔治的评判或许有点苛刻，有意义的传记资料比他所承认的还多了一些（很少一点儿）。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关于康德生平的作品，在数量上与合理的期待有不小的落差。

更重要的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本符合严格学术标准的康德传。卡尔·福伦德1924 年发表的两大卷《伊曼纽尔·康德：其人其作》（Immanuel Kant: Der Mann und das Werk）最接近理想的标准，不过即使是福伦德也没有真正想要完成这样的目标。（58）在某种意义下，他有更大的抱负。他并不想写一本只对哲学家与学者有价值的论著，而是想向一般的读者“亲切介绍得享天年的康德如何生活和思考” 。在这两大卷本出版之前，他在 1911 年发表的略传《康德生平》（Immanuel Kants Leben）在特点上也颇为类似。（59）马尔特在 1977年第四版前言里表示，从 1924 年以后，关于康德生平的外部描绘，便不再有新资料出现，因而福伦德的作品或许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总结。（60）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福伦德的作品是衡量其他康德传记的试金石，而且的确超越了既有的相关文献。（6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超越福伦德，或者福伦德的作品已经囊括了所有可信的资料。事实上，福伦德所引用的资料，我们在今天大致上仍然可以找到，而且其中有许多资料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诠释。施塔韦哈根（Kurt Stavenhagen）于1949年发表的《康德与哥尼斯堡》（Kant und Koenigsberg）证明了“七年战争”对于康德的成长过程的影响远超乎福伦德的想象。他还说明，年轻的康德与福伦德努力要重现的年老康德有多么的不同。福伦德的作品并没有太多原创性；他引用的文献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但总算还存在。最后，福伦德也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客观。他笔下的康德其实也反映了他自己对于文化和政治的观点。虽然他十分细心，但还是忽略了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一些研究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