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这种看似凝固的社会状态之下，有着难以尽数的暗流在涌动。历史学在1848年之后也褪去了兰克（Leopolde von Ranke）、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以及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早年通过其作品而表现出的那种乐观和自信，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尽管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这一逆转的根本特征就在于，19世纪中晚期突然间大量涌现出以长时段为主题的史学作品，这些作品要么关注一个特定民族数百年的发展规律，要么关注非政治性的主题，其中文化史、文明史、经济—社会史以及基于循环论的形态史学吸引了绝大部分第一流史学头脑的全部精力。相形之下，兰克所开创的政治史学则因为其对短时段和具体事件的特殊关注，而在19世纪中晚期悄然走上末路，这个过程之迅速着实令人吃惊和困惑。卡洛·安东尼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其中原因在于“在各大民族完成统一后，在历史中寻找行动动力的任务已不再那么紧迫了”。这无疑是出自一个意大利人的本能的应激性解释，但这种解释势必是表面性的。民族统一确实是马基雅维利以来意大利史学的中心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如此，就史学自身而论，民族统一显然也并非必然就是核心问题，有太多的问题，或者说，凡是涉及人类自身在时间当中的命运的问题，皆在史学的重大主题范围之内，而民族统一不过是一个特殊的19世纪问题。

马克思无论是作为《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还是作为参与这一过程并为这一过程付出全部心力的民主斗士、报刊编辑或者记者，都与这一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他的历史哲学首先被人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人们也往往将他视为一派教义的首领，仿佛马克思本人对历史进程的参与不过是人们所理解的某种教义在行动上的反映。但人们却一直未能注意到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共产党宣言》身上表现得已经非常集中和明显，而他的一系列为现实斗争而作的新闻性质的评论则更是突出了一个史学天才的多样性头脑。《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留给后世的最大篇幅的作品，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也展现出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的现实感和看待问题的透彻度，而非一个历史哲学家的思辨性和教条性。《历史学笔记》出现在19世纪中晚期这样一个时刻，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反潮流”的大事件，这是因为这部作品始终展现的是对短时段和个体性的政治—军事事件的全心关注。此种叙史方法与兰克的史学传统存在表面上的类似，但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兰克那样的虔信派宗教信念，也不会抱有任何天定和谐的乐观精神。严格地说，作为《历史学笔记》的作者的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老辣同时又不乏沧桑感和反讽气质的历史事件旁观者、参与者以及创造者；换言之，《历史学笔记》中的马克思显然是马基雅维利、伏尔泰和兰克的综合体，而完全没有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和热情。这一切都使得衡量《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总体图景中的地位成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问题。

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发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变化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致使马克思写出了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纯史学作品《历史学笔记》呢？

本文尝试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为轴线，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解释，而不是那种尽管带有善意但却是纯形式化的解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否认后一种解释方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