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在切入正式文本所构成的思想脉络之前，大致回顾并描述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历史—政治思维所发生变迁的总体图景，在这一图景中，认识论以及方法论方面的变迁将占据突出的和核心的地位，发生在19世纪中晚期和20世纪初的方法论论战，不但迫使欧洲各国最杰出的头脑参与其中，而且这一论战的范围之广、涉及问题之深刻，也直接关系到欧洲各国的历史—政治神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论战的诸多结果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洗礼已经由当初的理智形态沉淀为随后各个时代的情感和习惯，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进行可能的改变的同时，也拱卫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政治中的人性》一书即诞生在这一思想转折的时代，并且也成为这转折的标志。沃拉斯在总结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政治生活状况时，首先给出了告诫式的评论：“任何人要想以重新检查人性的作用当做他的政治思想的根据，必须首先克服他自己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沃拉斯从麦考莱对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批评中获得了他的思想灵感。麦考莱在抨击功利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时，着重指出了功利主义者过分看重人类理智的倾向，并指出，对人类理智的倚重往往会激发人类过多的改革愿望和热情，在麦考莱看来，这样的改革愿望和热情通常是不切实际的；生活的沉重给这些改革留下多少空间，在麦考莱看来，这是个仅凭人类理智无法定夺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本身是危险的。于此，沃拉斯从对功利主义者的批评中，催促人们尊重政治生活中的那些非理性的因素，诸如情感、习惯以及已有的等级和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边沁将此种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政治思维方式视为“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中，边沁严厉而明确地指出：“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功利主义的核心要义便在于敦促人们放弃虚幻而无异的有关价值和道德的哲学讨论，将精力转向以事实和科学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立法和行动，以此来探明并遏制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在19世纪中后期，此种边沁主义者的理智态度毫无疑问超越了纯粹社会立法的范围，正如它在18世纪同样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议会立法领域一样；实际上，它意味着一种看待世界及其变革可能性的崭新观念。正如弗莱施哈克尔（S.Fleischacker）评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看待这种态度，虽然在过去两个世纪它可能非常普遍。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都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人类长期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著作或者任何人类自身的努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相反，他们假设生活在多多少少处于静止状态的世界里，或者上帝自己可以做改善人类状况所需要的重大变革。道德哲学的目的与其说让充实哲学思考的人改变自身的社会环境，倒不如说是获得了某种自我理解而已。道德哲学的这个观点继续主宰了更现代的哲学家，包括哈奇森、巴特勒、休谟和康德等人的著作。康德确实相信道德哲学能够帮助减少或者终止国际冲突，洛克确实认为道德哲学能够帮助人们知道什么时候反抗政府是合理的，但是，认为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任何人类实际问题可以通过足够的智慧和善意得到解决的观点，确实是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