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沃拉斯所描述并予以赞同的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政治生活和思维方式同17、18世纪变革和启蒙时代的思考方式相比，呈现出鲜明的对照。霍布斯打造的革命是用来取代旧有的政治秩序观念的，霍布斯认为这种古老观念是一座空中楼阁，完全缺乏现实诉求的幻觉，这种幻觉以哲学上的理性为基础，镕铸了贵族的荣耀感作为整座大厦的支撑物；与此相反，霍布斯提出，主权由恐惧诱发、由人群当中的普遍意志缔造，利维坦因此否认一切人类当中的等级，并在人群当中的民主诉求和主权意志之间建立起直接的上诉和回应渠道。霍布斯特别翻译了古希腊实用主义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此来恢复古典时代实用主义史学传统对于人类普遍的自然主义动机的诉求；这种对自然主义动机的描述和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同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心理学的描述和推理方法是一致的；显然，这种叙述方法带有强烈的平等主义诉求，是对人类世界、乃至宇宙当中的等级秩序设定的一次严重打击。施特劳斯因此对霍布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以指责的口气评论霍布斯竟然敢于设想“没有什么秩序，也就是说，自然中没有什么等级”。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则进一步认为霍布斯关于意志的自然主义论述，不恰当地赋予了主权者以及社会契约原则过多的改革能量，从而很有可能使民主的改革诉求因突破传统秩序而走上危途，因此，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原则必须得到采纳，以某种神秘的或者有机的理性来溶解或者平衡纯粹意志的力量。英国的司法体系不应当为普通公民的自由和自决承担所有的必要风险，否则便会煽动起民主偏执狂的不良企图、民主政治家们不切实际的政治许诺。政治也因此不再是哈灵顿式的商业主义时代的利益较量，更非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切近，也不是19世纪中前期观念中的进步航程，而转变成为迷惑观众的艺术表演，而且也并不高雅，类似街头杂耍，挑拨观众的情感，但并不诉求人的理智。

由此，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获得了重新定位，显现为一种更为消极、冷漠，但也更具威胁性的形象。在奥克肖特看来，哲学是人类理解力的最高境界，它独具根本性并惟独哲学才向“整全”或者“最重要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势，因此哲学从性质上就不可能同常态的、稳定的政治保持一致。哲学是一种“无预设的、无保留的、无禁忌的和无修饰的经验”。施特劳斯以类似的方式写道：“哲学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消解社会赖以存在的要素，因此，它威胁到社会。”奥克肖特则干脆指出：“哲学并不是生活的升华，它倒是对生活的否定……企图实现一个完全一致的经验世界，这当中或许有着某些堕落的、甚至颓废的东西，因为这样一种企图需要我们暂且宣布放弃一切可以被称作善和恶的东西，一切可以被珍视或者被抛弃的东西。”由此，政治便被视为一种次等的活动，政治行为、事件和人物不过是“精神的低俗、虚幻的忠诚、欺诈的目的、虚假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论断会让穆勒大惊失色。在他们的论述中，民主及其运用的种种手段和制度形态，也许采用的是最和平的方式，也许是教育群众走向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成熟的惟一可行方式，但归根结底，民主必定是技术性的，因此要做的就是从根本上切断民主同知识以及人类理性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