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此种现实主义的鸿沟，资本阶层确实表达过自我变革的决心和意识。芒特（F.Mount）以变革代言人的语气写道：“如今应该已经明白无误的是，只有先有了更加坚强的胆识，才可能抹掉这种血淋淋的耻辱。只有一心一意甚至不计后果地给底层人开放更多的实质性权力，才可能或者提高他们的自尊心，或者让统治阶层对他们刮目相看。”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对法兰西内战期间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政体的分析中表明的那样，一种政治上的赋权行动在资本主宰的政体中一开始就是不可能想像的，除非资产阶级自身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或者面临毁灭性的威胁；拿破仑三世的荒诞“公投”行动，只不过是成功地利用了“拿破仑观念”的扭曲形象在人民底层和小资产阶级内心所造成的错误印象，同时也利用了农村人口的保守情绪，与“1789观念”中的民主诉求并无关联。作为20世纪宪政民主的最深刻观察者，芒特在上述情绪性话语背后保持着充分的谨慎，他诉求的并非任何形式上的政治性赋权行动，权利开放的领域仅仅涉及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19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也曾区分出社会、政治和经济三个领域中的权利，但即便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构建者，马歇尔依然能够凭借常识和直觉意识到，倘若缺失了政治权利，则短时段的社会—经济权利将缺乏自保的壁垒，而短时段对人的现实生活而言是具有决定性的。针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压力和威胁，芒特捍卫宪政民主的办法是纯粹经济性质的，一方面是财产权，另一方面是消费权。他希望模仿杰斐逊的方式创建财产所有权意义上的民主，并遵从柯勒律治的19世纪保守派建议，重新开放公地，就像镀金时代的美国西部那样，建立起自由的、生机勃勃的、自力更生的、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自耕农阶层，以此为宪政民主开辟出更宽阔的基础和前景。实际上，这一现实政治方案根本不具备丝毫的可能性，即便在美国，有关民主的“边疆神话”在“进步”与“贫困”齐头并进的镀金时代，就已经遭到了东部企业家—金融家集团、西部的投机家集团从两个方向发动的剿灭行动，杰斐逊的理想很快便消散在历史的烟尘当中；正如亨利?乔治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意识到杰斐逊的美国梦所依托者，无非就是边疆公地这一脆弱而暂时的基础，他写道：“这一公共领地——尚未变成私有财产的广阔土地，精力充沛的人总会去面对的巨大公地，自从第一批殖民者来到大西洋沿岸的边缘开始，就已经成为一个塑造我们民族性格和影响我们民族思维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因为我们避开了有头衔的贵族，取消了长子继承制；并非是因为我们选举了我们所有的官员，从学校董事到总统；并非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以人民的名义而不是以帝王的名义执行；也并非是因为我们的政府与宗教无关，我们的法官不戴假发——所以我们才免除了那些在国庆日演讲的人所说的旧世界的专制影响。普遍的机智、普及的舒适、主动的创造、适应和同化的能力、自由独立的精神，以及我们的人民所具有的活力和希望，并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他们都源自没有篱笆的土地。这一公共领地已经成为一种转化的力量，将不节俭、没有雄心壮志的欧洲农民变成了自力更生的西部农场主；它甚至对那些拥挤的城市居民也赋予了自由意识，成为那些甚至没有想过要借此避难的人的希望的源泉。在欧洲，当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发现生命宴席上所有的好位子都已经占满了，他们不得不和同伴们争夺剩下的残渣，男的有千分之一的希望抢到或鬼鬼祟祟地得到一个位子。在美国，无论他身处什么境况，总有一种意识，在他的背后有一片公共的领地；对于这一事实的认识、行动和反应，已经渗入到我们全部的民族生活，赋予这个民族慷慨和独立的特性，赋予这个民族弹性和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