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我们引以为傲的美国人民的性格，所有那些使得我们的处境和制度优越于那些古老国家的原因，我们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土地廉价这一事实，因为新的沃土已经对移民者开放。”对于一度最为纯粹的美国民主的这一脆弱基础，桑巴特的预言很快便成为现实：“所有到目前为止阻碍了社会主义在美国发展的这些因素，都将要消失或者向反方向转变，结果将是在下一代，美国的社会主义极有可能获得广泛的欢迎。”这并非纯粹的预言，而是对社会发展事实的推定，“边疆神话”在19世纪90年代正式瓦解之后，有关社会选择和集体目标的改革及民主诉求很快便在进步主义时代获得大规模的展现，尽管进步主义者对其中的集体性质的理解有失天真和扭曲；与之形成对立的则是美国财富和统治阶层也开始越来越丧失早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越来越依附在一系列宪法修正案的财产权条款之上；正如陶西格（Frank W.Taussig）和乔斯林（Carl Smith Joslyn）论述的那样：“与一种历史悠久的美国传统相反，当今美国实业领袖的典型人物既不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不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在成功的实业家当中，农民子弟的比例正在缩小，实业家子弟的比例正在扩大。农民子弟的比例日益缩小造成的缺额，也完全没有被体力劳动者的子弟填补。大老板子弟的代表在增加中。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几十年，财富阶级将占实业领袖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只占越来越小的一小部分。这种缩小实业领袖的来源，并使之关联到变本加厉的族阀主义趋势，当然是个重要的证据，证明扩张的能力削弱了，作为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重要差别之一的阶级流动性也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即便将芒特的方案视为纯粹的观念，这一设想本身就透露出个人主义已陷入绝境，当代的个体不再具有古典共和派所推崇或者幻想的那种主动性和创造性，更不再具有自耕农时代的独立性，在巨大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夹缝中，个体已经丧失了生存权利，在意识形态、集团观念以及种种不间断的宣传攻势面前，个人实际上已经成为纯粹依附性的反个体，以消极自由为存在之本。为了重新唤醒个人主义经典时代的那种生机勃勃的美德，芒特被迫从柯勒律治那里寻求非民主的灵感，将消极的个人主义同某种非理性的、甚至神秘的传统主义结合在一起。于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芒特的民主论述中，传统君主制这样的非理性因素能够扮演应对危机的终极角色，在芒特看来，君主制的情感似乎仍然保留在社会底层人们的内心，诉求君主的身体这一神秘的政治要素，便能焕发出社会底层的强大忠诚感。显然，芒特并未区分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身体和维多利亚王朝的君主身体，对于这两者能否结合在一起，芒特并不觉得事关重大；确切地说，在芒特看来，只要君主之身体呈现为非理性的神秘形态，这就足以应对民主所遭遇的政治危机了。民主一方面生活在一个比一个宏大的理论结构的大厦当中，另一方面也生活在最为丑恶不堪、据认为无可更改的现实的诅咒当中；在这两方面的夹攻之下，民主戏剧从一度高贵的人间悲剧，迅速转变为轻浮的阿提卡日常喜剧。历次的民主表演尽管不曾有所改进，反而日陷窘境；对于任何的近乎肉欲的低俗表演，爱热闹的观众倒也没必要吝啬自己的掌声。但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