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实早已成为一场丧失社会目标、或者说是丧失任何集体目标的权宜斗争，在斗争中作为民主意志的载体和惟一可行的体现者的不再是议会——无论这种议会形态是皮姆和克伦威尔的，还是基佐和约翰·穆勒的——而是高度组织化和金钱化的现代政党。19世纪中叶之后，代表性的宪政民主分析者们很少意识到此种局面所造成的转折性结果，只有戴雪（Dicey）对此有所直觉，直觉不足以促成精细的分析和现实的应对之策，他只是以较之传统更为激烈的个人自由主义发起抨击，为此他甚至不惜求助激进的平民民主主义，试图借此挽救洛克价值的瓦解和丧失。这并不能改变宪政民主的分析过程必须以政党开始、以政党结束这一事实。无论如何，在所有存在议会的制度形态中，议会都是一个不再进行立法的立法机构。芒特给出了颇为精到的评论：“我们必须承认议会职能固有的局限性，也许所有的议会都这样。”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的《美国政体》一书是迄今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最完备观察和分析，假如我们了解到布赖斯内心挥之不去的古典情结，便不难理解始终笼罩在全书之上的悲观的宿命论氛围。对布赖斯来说，现实总是以痛苦的方面为主，而《美国政体》所能做的就是深深地刺入这些痛苦当中，讲述一个真实而现实的故事。前言中的一段话表明了布赖斯宿命论的政治失败主义的来源：“在理想的民主中，每一个公民都是聪明的、爱国的、大公无私的。他惟一的愿望，是在每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发现正确的一方，并在许多个相互竞争的候选人当中选择出最好的一个。他的常识，加上他对国家政体的知识，使他能够从向他提供的许多说法中作出明智的判断，而他自己的热情则足够促使他到投票站区投票。……然而，每个选民的智力独立的民主理想，这种理想与任何国家的现状相去甚远。”在“托克维尔与汉密尔顿的预言”的附录章节中，布赖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托克维尔的抽象政治科学对于解释、分析和应对政治现实的无力，原因在于托克维尔仍然遵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传统，试图从“自由”、“理性”这样的统一的知识法则和单一价值中寻求解释并确立政治科学的道路。这使得托克维尔的作品一方面体现出作为雅致的伦理箴言库的充分价值，但另一方面则严重折损了托克维尔作品作为事实证据的历史可信度，很多重大事实托克维尔没有注意到，同时他不恰当地赋予他认为重要的事实以重大和恒久的意义，但实际上这些事实既是琐碎的也是短暂的，就此，布赖斯指出：“这本书的缺陷归于三项原因。托克维尔的理智属于强烈且敏锐那一类，但是，驱动此种理智的却是对先验或者演绎方法的偏爱，他的观察能力迅捷且活跃，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引导他的推理，而是相反地跟从他的推理。一旦仔细考察他的方法，我们就不难发现，他所引证的事实与其说是构成他的结论的源头，倒不如说是只是为了彰显他的结论而已。他仔细而彻底地研究过美国。但是他对这项研究缺乏必要的准备。他对英格兰的了解在外国人当中可谓出类拔萃，但这却不能够说明美国制度中究竟几许的英格兰要素，也不能说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仅仅从美国制度的英格兰源头出发来进行解释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