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作为行动中的政治家，他们的文章和信笺则充满了对事实的尊重，并且绝不会受制于抽象的道德和理论思考，更不会受拘束于个别的普遍原则，他们基本上是以一个严格而细致的历史学家的心灵在观察、思考和行动，确实有很多事实也是联邦党人在当时没有注意到，但后来的历史进程则证明了这些事实拥有重大的意义，有些问题，比如当时并不重要的奴隶制问题，甚至拥有了决定共和国生死和走向的意义；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些事实和问题在当时确实并不重要，正如布赖斯评论的那样：“没有哪个历史研究者会认为这会减损他们的伟大，因为较之虚华的预言，历史总是要进行更朴素的教诲，尤其是在我们称之为道德和政治科学的领域、宗教的领域、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政府和政治的领域。深刻的思想家在展示有关人性的永恒真理方面必定会对我们有所助益，而人性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展现其效能的。相反，历史学家对于我们的帮助则是通过阐释过去来进行的，他们通过阐释过去来展示究竟是哪些倾向盛行于现在，从而创造了现在。观察家们假如足够清醒到可以阅读当代人的心灵，则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倾向以及正在出现的新的倾向，会是不远的将来的支配性倾向。但是，一旦超越不远的将来，也就是说，超越今日已经掌权的这代人的有生之年，则没有哪个真正的哲学家敢于冒险。他大可以放纵其想像，用于描绘远景中的细节；但是他也很清楚，这块区域只适用于玄想，而非科学。在伟大思想家的作品中，也许能够发现有关未来的一些幸福猜测；但是这些如同先知预言的东西将很快显示出其无价值，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它们曾存在过，或者说，这些东西也都如同幻梦一般，如同但丁那样，从无法找回的过去理想化一个不可能的未来。至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观点，人们则一直记得他们，他们也并没有自我显现为先知，而是显现为当前罪恶的审查者，我们则可以补充说，他们所塑造和传达的宪法遏制了其中的一些罪恶（比如，州立法机构的不公正的立法行为以及草率的货币实验）；而且，除非联邦政府开始运行，否则我们显然不可能说现存的各种力量如何调整并适应这部宪法。汉密尔顿在一封信笺中评论说，他赞同孟德斯鸠的论断，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应当如同一件衣服适合穿戴者那样去适应一个民族。”

简言之，汉密尔顿毫不妥协地以个体性、多样性和多变性作为政治分析和政治行动的原则，这一方法既成功地解释了现实，也成功地促成了汉密尔顿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传统的看法认为汉密尔顿观念是传统的人文主义政治观念，这一观念曾充分地表述在马基雅维利的史书当中。

但布赖斯则较之任何论者都更敏锐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一项极其现代的政治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早年在牛津大学接受的教育成为了布赖斯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诉求，他的政治—历史观念可以说是归属于阿克顿的“自由观念”传统，这一自由传统的要义将是“自由观念”从英格兰古典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当中解脱出来，借此而模仿黑格尔的方式将之推进到形而上学的、乃至神学理性的纵深。

布赖斯对此有着清晰的自我意识，他评论道：“1788年的世界是个到处都是国王的世界，这些都是专制的国王，对这个世界来说，若要重新找回人民统治的观念，就只能回归到古典时代了。因此，那个时代对于现代境况下的自由政府思考，包括它的危险、优点、性格倾向以及方法，都是而且必定是模糊而充满玄想的，这是因为并不存在健全疏导赖以进行的材料。睿智之人在不得不进行思考之时，纷纷回溯到人性的普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