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1848年之后的欧洲各个社会主义政党都令人遗憾地忘记了马克思同欧文、卡贝、傅里叶以及圣西门主义者的不懈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了马克思终生。在这一斗争中，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之名向上述的各派“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圣西门主义发起严厉攻击，这些攻击的严厉和持久程度都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本人对德意志保守派和官僚政治的攻击。马克思发起这一系列攻击所依据的要旨就在于表明：各派空想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行动所依据的基础原则是抽象自然法传统中的“社会正义”，这一抽象的自然法在诉诸社会和政治事实方面必定会遭受失败，原因不在于“社会正义”观念本身的对与错，而在于这一观念阻碍了人们探究的眼光，去洞察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抽象实体的本质所在。在针对欧文、卡贝、傅里叶的合作社解决方案之时，甚至在针对宪章派所主张的“完整产品”、土地社会化以及劳动者联盟等措施之时，马克思都强调了这些方案和措施的空想特征或者理想主义特征，并最终严厉地指出：只有资本才有可能构成对资本的限制，在资本的自动扩张面前，一切的抽象正义原则和普遍人道主义精神都不过是抽象理智主观建构出来的公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突出斗争的力量，并将斗争置于历史进步的核心地位，将马基雅维利主义所强调的力量要素推进到近乎巅峰的地步，决绝地否认了个人权利、正义、善良情感、伦理道德、宗教以及德性在此种政治现实主义斗争力量面前进行上诉的可能性。正如拿破仑曾将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那些“不朽原则”称呼为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抽象理智一样，马克思事实上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只不过马克思的出发点既有早期记者、编辑和实际民主斗争的那段珍贵经验，更有《资本论》中的严格科学分析和论证，而不纯粹是拿破仑出于政治偏见和天才直觉能力的情绪性评判。马克思的创举在于将启蒙时代的自然法理想引入历史当中，从而根除了由于激进启蒙运动的机械理性主义的二元论——也就是理想与现实、概念与实在之间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非理性的断裂”。正如前文所述，正是由于这一“非理性的断裂”才造成19世纪中晚期历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当中的直觉论的、乃至宗教式的非理性思潮，这些思潮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价值”和“事实”之间造成断裂，最终不得不归入政治和历史的失败主义宿命论，在造成人与历史、人与知识脱离的同时，也否认了人类在历史当中形成并不断扩大知识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之前的19世纪，历史以及历史的至上权威一直是保守派和反动派的特权领域，在1848年的革命浪潮以失败终结之后，民主激进派的浪漫主义历史诉求也随之告终，各个社会主义和开明资产阶级派别则开始断然拒斥了在历史和现实领域寻求正义论证的想法，以自己的方式倒向种种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当中。历史在19世纪所应得的至上权威由此进一步成为保守派和反动派借以自我巩固的特权工具。黑格尔思想中辩证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元断裂中迅速遭到1848年斗争中胜利者和失败者双方的共同抛弃，随之一同被抛弃的当然包括黑格尔泛逻辑主义历史哲学中必然会包含的进步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