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以对商品、劳动和资本的严格逻辑分析和更为严格的科学论证，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当中的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本质性要素，重塑了人类在历史当中形成并获得知识的可能性。于此，马克思便剥夺了作为保守派和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特权工具的历史，并通过《资本论》的科学论证和推论知识将历史重新置于民主的斗争和诉求当中，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所作的也正如同古罗马早期的平民剥夺祭司阶层的“编年史”特权，并创造一个向平民开放的立法运动一样。同时，对马克思来说，经由科学论证所获得的知识乃是一种历史性的知识，人正是由于参与了历史才具备了认知历史并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因此历史知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旁观者的“理论”，人只有参与并创造历史才能创造知识。据此，正如马克思在严厉谴责浪漫主义革命派时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如果采取简单的办法，跨越历史知识，而仅仅诉求群众性的激情，这无异于将革命本身仅仅理解为颠覆一个具体旧制度的技术性行动。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行动由于脱离了知识而势必在现实当中遭遇失败，更严重的是，它破坏了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知识同人的尊严和伦理意识之间的同一性关联。马克思视革命为建基于知识的行动，同时也视革命为一种作为“类存在”的人们自身的伦理意识不断上升的标志，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行动，由此，马克思也就坚持了知识与伦理意识的同一性。仅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可谓19世纪中晚期历史学当中启蒙运动精神的一位伟大继承者，而且很可能是最后的继承者。

《共产党宣言》无疑宣布了一种继承自启蒙运动自然法理想的普遍人道主义状态，并以这种状态作为辩证法运动平息下来之后的最终历史状态。对此，保守派、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温和派都将其视为传统的乌托邦式的“自然法神话”，面对此一“神话”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进步主义的伦理意识，反对者们则毫无疑问地视其为对现状和财产权的威胁。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应该同等程度地注意到，马克思所宣布的这种自然法理想并非建基于卢梭式的自然状态和历史的二元区分之上，相反，这一理想恰恰是建基于历史及其辩证运动之上。因此，这一理想并不抽象，也并不天真。这是一种“现实人道主义”。《资本论》中的逻辑分析同《共产党宣言》的热情呼吁乃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连贯起来的。英格兰在18世纪晚期的光荣岁月中开启工业革命，这场革命随后便传入经历了政治革命之后的法国，并迅速取得巨大发展，在“1789观念”哺育下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活最终以七月王朝和一个“公民国王”的出现而曲终人散之后，工业革命也开始对德意志的宗法制农业经济产生巨大冲击，这在莱茵地区体现得尤其明显，马克思正是出生在这个地区，并作为民主派的斗士和记者为这场斗争贡献了早期的一系列华章。依托此一历史潮流，一个投身工商业并致力于投机热潮的资产阶级在欧洲大陆迅速形成并成为强大的、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一个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社会已经形成并在各个方面稳固下来。主宰并支撑这个社会的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所分析的作为抽象理智构造物的法权，马克思指出，对于不具备历史参与热情和历史知识的人来说，这一法权体系已经固化和物化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他们想当然地认定此一法权体系是永恒的、基于人类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