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那么惟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承认这个事实上的世界中，一切都已经固定和物化了。《共产党宣言》则通过辉煌的修辞风格和严密的科学论证指出，革命精神总是能够与现实取得联合，在这种联合中，人们总是能够对道德革新抱有信念和希望，现实也一再因为这样的联合而得到改造。否认这一点，我们便无法为人类历史的书写建立起有效的框架，比如宗教改革、英格兰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再比如意大利统一之时马志尼精神与皮埃蒙特精神的奇妙联合。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究竟应该是这样的联合呢，还是已经在巴尔扎克的小说和资产阶级抽象法权体系中已经物化的“强者或弱者”呢？这一点殊难定论，但这个世界上惟一坚定不移的东西就是：现实就是现实。革命的美国和法国都未能善待自身的革命精神，竭尽全力使之迅速没落，这是现实；不过，革命与传统的强力结合主宰着世界史上的所有关键时刻，这样的关键时刻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西西弗斯式的回归，重新主宰人类命运，这同样是现实。世界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成为“世界法庭”。在一个存在着普遍恐惧感和不确定性的世界和政治中，原因和结果都不清楚；但19世纪绝非第一次发现此种历史场景，远在启蒙运动时代，达朗贝在论及历史的复兴时，内心就对此已经非常清楚了。但19世纪中晚期的世界处在剧烈变化中，这个世界已经与18世纪的世界完全不同了，确切地说，它已经丧失了自然法传统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度带给这个世界的那些确定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人理解、为人控制。假如一切都是无知，没有什么关于人的知识是能够通过学习和教育得到的。即使是备受尼采推崇的“不朽的历史”也只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蜕变为伏尔泰所谓的“历史只是我们利用死者的一连串诡计”。正是由于屈从于这样一个固定得似乎无可更改的世界和现实，艾略特才不得不直率地区分出两种泾渭分明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像约翰?亚当斯那样的建基于现实主义的“记忆派”，另一种则是像杰斐逊那样的“希望派”，将政策、行动和纲领建基于单一而抽象的原则之上，并对政治生活这些原则的效用保持着宗教般的热忱；艾略特指出，“希望派”在这个世界上已然因缺乏追随者而形单影只了。19世纪上半叶，兰克在其《政治谈话录》中向普鲁士国王教导说：“真理总是存在于发现谬误的领域之外。即使把一切形式的谬误加在一起，从中也不能发现真理。我们必须为真理本身，在真理自身的范围内寻找和发现真理。”这正是对那一时代仍然充满自信并负有全部统治责任的欧洲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意识的充分表达，这种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类在走出伊甸园之后为获得知识，而经历的复杂和充满激变的悲苦历程，但在主要方面却是反对盛行于那一时代的资产者形态的议会政治和公开政治。在19世纪中晚期，统治阶层对于自身知识的信心迅速趋于消散，兰克依据神意而建造起来的“世界史”体系也一同崩解。在资产阶级主流的史学领域，这种思维的变迁趋势呈现得同样集中和明显。在19世纪前半叶，英格兰的自由派往往将其理论建基于功利主义之上，而法国自由派则建基于现实的宪政实践和议会的日常运行和立法操作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