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集中阐述了马克思对此种物化意识的反对，同时也表明马克思在将革命和社会主义纲领引入历史之时，绝非是立刻感受了威胁的资产阶级和保守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庸俗历史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确是社会的造物，社会存在也决定了社会意识，但历史并未因此丧失评判的标准，这个标准恰恰就在于历史自身，也就是人通过历史而铸造起来的真正本性，这一本性显然并非抽象自然法传统中的某种机械的理性建构，而是真实的、实在的和积极的，换言之，《共产党宣言》对于人性的描述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种人对于历史的创造性参与活动。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形成，并取得与历史的同一。由此，人便克服了人与历史二元分离的那种卢梭式的消极观念。

的确，在19世纪中晚期的那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为一个“事实上的人”，而非自由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无论是保守的还是现代的）中的“个人”或者“自我”，必然会对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实产生绝望和恐惧。这样的恐惧并不是来自霍布斯那种纯逻辑的和原子式的心理分析，而是来自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它所激起的政治情感也不是那种霍布斯式的基于强烈自我保存欲望的“普遍战争”，更不是洛克的那种“强者的个人主义”，相反，这样的恐惧迫使人退却，退却到无路可退的、但也绝对安全和平静的简单生活和简单常识中去，支撑这种生活持续下去、并尽可能使之长久的伦理基础，就是那种以赛亚?伯林所提倡的充满世俗感和淑世智慧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并且带有强烈的犬儒气息，托克维尔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阶层、富裕阶层的藐视，或者对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贵族的政治心态的那些典型描述，都可视为这方面的例证。谁能不恐惧一个人人感到害怕的社会呢？因此，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和保守派政治思想家们都普遍而且严格地遵循着孟德斯鸠的思考路线，将免于恐惧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视为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和孟德斯鸠以及刚刚经历过残酷的宗教战争的那代疲惫不堪的欧洲哲学家们一样，在他们看来，政治生活应当将“残酷和恐惧乃是首恶”奉为第一原则。在此，他们将《共产党宣言》所激发出的理想和“希望”看作是不祥的、甚至是危险的礼物，并不得不像宙斯那样展露出保守、残酷和逃避的面相。也许他们自身并没有意识到此一逻辑的这种必然结果。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恰恰是因为人是极其有限的，也恰恰是因为主宰人类命运的除了罪恶、错误和愚蠢之外，还会有理智、激情和善意，所以人所不能控制的世界的范围将远远大于所能控制的范围，后者同前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只有面对那如同无路攀爬的大山般坚定不移的困难时，劝人消极隐退才是明智之举。不妨以杰斐逊为例子，他在其有生之年就已经经历着深深“孤独感”的煎熬，杰斐逊民主哲学的追随者在当今世上也已寥若晨星，民主党虽然在族谱上将之视为祖先而不断地奉上神坛，不过这种做法所表达的不过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诉求，丝毫也不涉及到政治纲领的问题，更不可能涉及到现实的政策和政治行动。不过造成此种垂死局面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如果不返回到早期的杰斐逊式的农业经济中去，返回到早期自由时代的简单资本主义方式中去，这样的民主哲学就将丧失得到捍卫和恢复的惟一物质基础，只要缺乏这一物质基础，一切的理想都将沦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