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代，坚持留辫子、穿唐装的雾峰望族林献堂，不畏日本统治者的压力，致力于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等，被视为当时民族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样一位衷心期盼回归祖国的台湾人，在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迫害，终于在1949年逃离台湾，隐居东京，七年后客死于他终身反抗的日本。

还有战争末期被征调去为日本卖命的台籍日本兵，他们或在国共内战中直接在大陆战场被国民党军队接收，之后滞留大陆；也有被征召到南洋战场担任看管盟军俘虏的监视员，日本投降后他们变成战俘，不是被判刑就是送上绞刑台。幸存之人等到服完十多年牢役，到日本索讨赔偿，才发现他们已是无国籍之人，回台后，政府也不闻不问。同是台籍日本兵的许昭荣，为老兵权益奔走多年，2008年5月20日当天，在旗津“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前，抗议政府漠视自焚身亡。

除了语言、文化表述权外，还有台湾人参政权的剥夺。虽然国民党当局在美国压力下，开放“局部”民主，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县以下民意代表、行政长官及省议会得以直选，但“中央政府”仍是国民党政府的禁脔。

南方朔认为，当国民党带着二百多万人，挤到一个小地方来，自然压缩了本地人一两代出头的机会。他分析：台湾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参政，“中央政府”只能补几个台湾人当官做样板。很多本省籍人士进不到统治上层，这矛盾太大了，也是民进党之后可以带动气势的原因，这是我认为两蒋所犯的最大错误。这矛盾如果能早点解决，台湾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一座集体压抑的大牢笼

南方朔将1950年到1975年的蒋介石统治时期，界定为“硬性威权”时期。在“硬性威权”之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除了特殊阶级外，所有的人好像都被一个大笼子罩着，那是一个普遍压抑的年代。借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某句对话，这是一个“活人都会被屁憋死”的压抑时代。

有了过去国共内战的经验，且在朝鲜战争后致力于扮演美国反共盟友的台湾当局，自然不容共产主义思想有任何一丁点的渗透，于是在岛内展开坚壁清野的扫荡，即所谓的“白色恐怖”。

1949年初发表《和平宣言》的杨逵，呼吁台湾当局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并释放二二八事件政治犯。言论一出，杨逵即被送到火烧岛（绿岛）“思想改造”十二年。宣言不过六百多字，杨逵曾自嘲这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稿费”。

1950年5月13日，情治人员进入台大医学院，把涉及左翼读书会的内科主任许强、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宝珍、苏友鹏等医师统统带走。胡鑫麟为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亲，侥幸未死，遭囚禁火烧岛十年。

之后，还有前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行刑前，伴随脚上铁链的拖曳声，他还唱着日本昭和时期流传的《幌马车之歌》：“黄昏时分，远远地在树叶飘落的并木道上，目送你的幌马车离去。去年的离别竟成永诀……”

季季的前夫杨蔚，是1949年前后潜入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后遭逮捕监视，日后牵涉了1968年作家陈映真的“民主台湾联盟”案，为台湾文艺界一次巨大的白色恐怖案件。

奥美广告董事长白崇亮，父亲白克是台湾闽南语片第一代导演。白崇亮十二岁那年，爸爸被拉到警备总部，在狱中遭严刑逼供，不久便以“通谍，受海外共产党资助拍片”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成为白家永恒的伤痛。

左翼势力之外，1949年与胡适、傅斯年在台湾共同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雷震，原本很受蒋介石倚重，但在1960年，因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并鼓吹成立反对党以制衡，竟在该年9月被当局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逮捕，判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