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永定乡下算家世好的，嫁给外省人是很丢脸的事，我母亲痛哭流涕，非常反对。当时乡下人都认为没有读书的、家里很穷的，甚至在台北做风尘女的，才会嫁给外省人。而且当时外省人以士兵居多，多半都是低阶的士官或少尉，很少有校级以上的高阶军官。

但我父亲没有反对，他十四岁就到东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思想开明。他原本不知杨蔚背景，因为我家订《联合报》，他看了杨蔚的文章，认为他是优秀青年。我是老大，下有五个妹妹，最小才是弟弟。父亲等于是把杨蔚当成大儿子，结婚前，我父亲写信告诉他：“我不只把你当半子，我把你当儿子看待。”这句话让孤单一人在台的杨蔚非常感动。我母亲哭了很久，最后也接受他了。

只是后面的发展谁也料想不到，我敢嫁给他不是勇气，而是无知。就因为无知，我才会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

政治犯的梦魇

我听过杨蔚在绿岛坐了十年牢，但我以为政治犯坐过牢就没事了，不知道他们一辈子还有这么多的“未了”。婚后才没几天，我常被杨蔚睡梦中大叫“不要啊！不要啊！”惊醒，他总是双手在空中挥舞，伴随恐慌尖叫。之后，他就会默默坐在床头闷不吭声地抽烟。

有一次，他抽烟到天都蒙蒙亮，看到一旁吓醒默默流泪的我，才终于说，关在绿岛时，小小牢房挤了十多个人，睡梦中总听到有人被叫出去，再也没有回来，那些深夜被拖出去的人，总是忍不住大叫：“不要啊！不要啊！”最后这句话，成为活下来的人的梦魇。睡梦中的尖叫，成为杨蔚挥之不去的终身之病。

1966年，我快做母亲了，当时中国大陆正开始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杨蔚兴致高昂，在自己人的场合会说：“他妈的，中国人有救了，要翻身了！”好像连儿子快要出生都没这么高兴。

杨蔚曾在《联合报》“这一代的旋律”这个专栏报道丘延亮（因身形胖，绰号“阿肥”），两人因而结为好友，定期在阿肥家和陈映真（绰号“大头”）聚会，同时参与的还有两位日本外务省派来的见习外交官，他们来台学中文，借以了解台湾左翼青年的想法，准备日后与中国打交道。

阿肥是蒋纬国的内弟，蒋纬国娶了阿肥同父异母（德国人）的姊姊丘如雪。他们以为在“国戚”家搞读书会，比较安全。除了读左派书籍，他们还利用短波，深夜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一字一字抄录，交换阅读心得。

当时陈映真正受大陆革命影响，他多年后曾以第三人称自我批判说：“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他和他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

那时候，杨蔚常常天亮才回家，经我逼问，他才哭着说出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他出狱后，继续受警总监控，要他定期汇报新闻界及文艺界友人的近况。后来大头、阿肥他们被警总盯上后，杨蔚去聚会，都被迫在身上别一个纽扣大小的无线录音器，警总的人就躲在附近车里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