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的代价

杨蔚好不容易在台湾有了家，有了小孩，因为之前有案底，若再被捉进去，必死无疑，因此不得不跟警总合作。他不想去聚会，但连不去的自由都没有。他一面参与这个“幼稚组织”，一面疲于应付警总无度需索，还要加上背叛、背德的自我谴责。

1968年5月27日，他彻夜未归。第二天早上十点，他回家后，先是沉默，最后崩溃般地掩面痛哭：“陈映真他们被抓了……”我很担心他受牵连，他说：“我是大哥，他们没有把我供出来。”

实情当然不是如此，他是用“自首”换来自由。那个案子回头来看，大概是当时台湾文艺界最大的白色恐怖。被捕的人都是精英分子，不论从事文学、画画、音乐、电影的都是最精英的创作者。

他们入狱时都很年轻，出狱后伴随理想的破灭，很多人深受打击，最后患了某种瘾或忧郁症，有的拼命抽烟，有的拼命喝酒，最后患肝癌死掉，如李梅树的弟子、画家吴耀忠。只有阿肥被捕时还是台大人类学系学生，1971年底出狱后赴美留学，拿下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现在仍坚持左派运动。

在这次事件里唯一逃过一劫的杨蔚，面对这些左翼好友被捕，一直有很深、很深的愧疚。好几次，他骑车经过永和中正桥，在桥边徘徊，差点就跳下去。他觉得一生做错很多事情，一直想毁灭自己。

也就在好友坐牢度日时，他却开始用狂赌来麻痹脑袋。他事后拿到警总两万元奖金，原本口头讲说要去银行开户存起来做儿子的教育基金，但很快就赌得一干二净。我向他问起这笔钱，他暴怒地回说：“我为什么要存那些肮脏钱啊，那是警总的钱啊！”

国共内战在台延伸

他见识那样的地狱，良知到最后可以说全部麻木掉了，如果他良知复活的话，他是活不下去的。其实杨蔚很矛盾，他对有才华的人充满热爱。有一次李泰祥在国际学舍要开第一次演奏会，没有西装，杨蔚还去地摊买了一套二手西装给他穿。

他是分裂的人，一半被政治拉扯，一半向往文艺，这两方一直处于纠葛状态，只是到最后，政治赢了。

如果用事后“全知”观点来看，陈映真进行读书会时，锅盖还没掀开来，一旦最后锅盖被掀开了，影响杨蔚扭曲的性格，也影响了我。那之前我的生活已经不是很好，但事件之后，我的生命变得非常惨烈。

我是政治受难者的家人，也受到杨蔚的迫害。杨蔚后来不定时地骚扰、要钱，连我生女儿坐月子的钱也拿走。之后我在林海音先生的协助下，1971年秋天，好不容易和杨蔚离婚，结束了六年半的婚姻噩梦，带着儿子女儿回老家永定暂住，但杨蔚之后仍然继续纠缠我，向我要钱。

他辞掉工作，赌钱、到处写信骂人、向文友借钱，甚至半夜潜入我家里，闪着凶恶的三角眼，拿刀架在我脖子上要钱，每次都说最后一次，再不救他，他就要死了，但每次都是谎言。他甚至多次到永定，找我父亲要钱，又哭又闹，作势自杀，结果父亲前后借他的钱，都可以在永和买五间公寓了。

我的生命中好像有两股势力，共产党与国民党，互相交缠在一起。杨蔚是中共地下党员，而国民党要消灭的正是这群人，他先为共产党工作，之后又被逼为国民党做事。

从根源来看，如果杨蔚不是共产党，就不会被派来台湾。从台湾的位置来看，国民党因为败退来台，且退无可退，好像一只狗在街上被咬伤，任何一只狗要接近它，都会觉得是要来咬它似的，藏有很深的恐共情结，对共产党员务必消灭殆尽，完全不容许这些人在台湾有一点点空间。甚至很多人只因有人告密，在未经查证下，就把人抓起来，牵连很多人，也种下日后的省籍矛盾。

1975年陈映真坐牢出来，杨蔚那时已是我的前夫，但我仍怀着羞愧之心，立刻向他道歉。陈映真对我说：“这没你的事，你自己也吃了很多苦。”阿肥坐牢出来，我也立刻向他道歉。他们都知道这没有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