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左派的失落

阿肥更相信，真正出卖他们的是当年日本两位实习外交官，因为他们当年和日本人一起读的书《毛选》、《资本论》、《鲁迅全集》等等，后来竟然成为法庭上的证物。

陈映真和杨蔚都信仰左派，但陈映真一直想要在左派运动中成为一位精神领袖，拥有思想高度，即使坐牢出来还是不放弃，他有这样的自我期许，才让自己免于像杨蔚那样崩溃。1980年代他还办了《人间》杂志及人间出版社，继续实践他的理想。

1990年代，台湾本土论述兴起，陈映真的文学空间被压缩，政治理想挫败，他无路可退，只好转往大陆。

杨蔚其实也是时代的受难者。虽然伤害我那么深，后来我还是很同情他的。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后，我曾帮他找到大陆的弟弟、妹妹、堂兄等亲人，并于1995年陪他回山东老家。他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拿出三十万积蓄做旅费，准备送给亲戚们的金子等礼物。杨蔚十七岁离家，再回家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很多人疑惑我为什么要宽容他，但是，我是个写小说的人，我想用一种人性的高度来看他，想从一个时代的演变来了解一个人。我也很想知道，他之前告诉我那么多话，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陪他回去就为了查证他的家庭背景，如果知道他没有骗我，这些都是值得的。

我后来才发现，他母亲不是日本人，他也不在哈尔滨出生，连他的名字杨蔚也是假的。他会讲日本话、闽南语，其实是因为要来台湾工作，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不过还好，关于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的事，他并没有骗我，他们也都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二十多年。他对亲戚们说，他在台湾坐过牢，吃过很多苦，虽然没有说出细节，弟弟妹妹们却都以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们的大哥。

1949年前后，有很多像杨蔚这样的中共地下党人渗透来台湾，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散在台湾哪里？下场如何？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回想和杨蔚结婚没几个月，我发现藏在衣柜暗屉的金子、银元都不翼而飞了，事后，杨蔚承认被他偷偷变卖，好资助一个住在基隆、名叫梅英的老地下党人。他说，当年他们都是共产党第三国际派来台湾工作的，有的混入警察系统，有的伺机从军舰和港务人员口中刺探军情。

梅英后来也因案被朋友供出，判了感化教育三年，出来后走投无路，因身体不好，没几年，就得了子宫颈癌，没钱动手术，她来向杨蔚求救。杨蔚偷走我父母亲给我的金子银元这些嫁妆，还在报社为她标会救济她。杨蔚说，后来梅英没有再来找过他，也许她早就死了。

1949年来台的那批共产党人，可以说是最后一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者，他们热情地跃身一跳，跳入的其实是斗争的漩涡。

从和解中得到新生的力量

2000年，杨蔚拿到不当羁押七年以及白色恐怖感化三年的冤狱赔偿金，约一千万元，独自搬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他自然不会去往大陆，也不愿留在台湾，他觉得，巴厘岛才是个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不像台湾，朋友都记得他的过去，坐公车还会被司机骂外省猪。

他在巴厘岛像个阔佬，骑着重型摩托，每天流连酒吧逍遥度日。2002年库塔大爆炸后，他怕死搬到乡下，但跟了他一辈子的午夜惊叫，却常常吓坏邻居，创伤症候群牢牢抓住他。

2004年9月，他因脑瘤破裂，被送进医院后又拒绝进食而死。我最后让儿女兄妹俩去印度尼西亚，坐四个多小时飞机到雅加达，转机一个多小时后，再坐八个小时汽车，到东爪哇岛一个偏远农村，跪拜父亲的遗体，见他最后的遗容。我的两个孩子从小看着爸爸回家要钱、打妈妈，成长过程中，内心一定都很痛苦。我想，见这一面，让他们与父亲和解，得到新生，好像把一间堆满杂物的房间清空了，让阳光照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