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的社运界，不论是联席会议或户外活动，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阿公级”的老人：苍白稀疏的头发配上挂在鼻尖的老花眼镜，被周围的年轻人衬托得格外突出。这位人人叫他“Peter”的老人就是黄文雄，难以相信他就是1970年4月24日，在纽约广场饭店向蒋经国开枪的刺蒋案主角。

这位“刺客”于1995年年底潜返台湾时，已经在海外流亡了32年。其后，黄文雄不像一些海外民主运动的出名人士，并没有竞选公职；他选择担任的是，当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

回到台湾十余年来，他在国际上似乎反而更为人所知。例如1998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国际人权界和联合国于巴黎合办“人权卫护者高峰会议（Human Rights Defenders Summit）时 ，他是全球三百名代表之一。又例如2000年6月13日，《纽约时报》曾以半版刊出对他的专访。

十几年来，黄文雄打过不少场社运的硬战，例如有关“国家安全法”第五五八号释宪案、反国民卡案、反全民指纹建档案、声援苏建和等死刑案……七十二岁了，他还是活跃于社运界的第一线。

1947年以来的台湾，变化不可谓不大。变化之一是一个明显可见的对照：一端是早期国家机器对于民间社会近乎完全的宰制，另一端是民主化后民间多元自主力量的茁长。黄文雄这位“刺客”出身的社运工作者，可以说是这个变化颇具戏剧性的样本。我们且来听听——用他的说法——他的生平（biography）是怎么和历史（history）相碰撞的。

我在1937年出生于新竹市外的湳仔（今湳雅）乡下。最鲜明的童年记忆是二次大战和二二八事件，正好横跨日本殖民统治的末年和国民党政权的迁台。

1940年代的“二战”记忆

我的战争记忆，恐怕在台湾也算得上不寻常，主要是因为湳仔离新竹空军基地只有两三公里，而我们家十米外就是通往空军基地的专用铁路。1945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盟军已经开始轰炸台湾了，空军基地当然被炸得特别厉害。没上几天课，学校就关门了。村子虽然没被炸到，但挖防空洞、跑空袭、看空战，都是视听味触俱全的记忆。

那时一切以前线为优先，岛内物资匮乏，采用配给，严查黑市。找吃的是另一个难忘的经验。有个场景至今仍然鲜明无比。有一天，附近的新竹糖场被炸，库存的糖浆都流到旁边的水田里。消息一传出，我也提了两个“铅桶”赶过去。只见四周田野的地平线上都有人影朝糖场移动，糖场一片火光，因为铁皮厂房高热，铁皮还一片片飞起落下，发出震耳的巨响，空气里则夹着火药和焦糖的气味，简直像黑泽明电影里的某些场景。对这四面八方而来的人潮，日本军警不敢也无法阻挡，人们已经太久没有尝到糖味了。

另一件事则和一个日本少年神风特攻队的孩子有关。那时日本军力不济，已经开始用部分木制的飞机，对盟军船舰进行自杀式攻击。这个孩子不过十几岁，过两天就要一去不回地出征了。这天他跑到村里来，想买一只小鸭带上飞机，陪他赴死。他说出理由的时候，已经没有平常口唱军歌、颈系白巾、挥舞军刀的飞扬神采了。可是村里人讨厌日本人，不肯卖给他，还是我母亲看他可怜，替他说情，才帮他找到一只。我至今记得他手捧小鸭含泪离去时的身影。

我母亲当时的心情，除了同情，恐怕也很复杂。我父亲是工程师，那时被调去建造海防工程，因为替工人说话，被日本军官找麻烦，还是他的日本老师出面帮忙才没出事。因为殖民统治和现代化同时进行，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其实极为复杂，目前台面上的两极说法都简化得太厉害了。

我在外国参加过反战与反核武运动，回到台湾后也加入促进和平基金会，有许多触动我的原因。儿时的“二战”经验恐怕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