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刘自然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和竹中、竹女的几位同学还是在暗夜装成情侣，用弹弓石块“攻打”美军的“军刀（机）俱乐部”和公园池边的美军招待所。要不是刘自然事件有其特殊背景和辛校长的保护，我们恐怕早就上黑名单了。

政治意识真正开窍

这些初高中时期的往事都有很重的“闹事”的成分。虽然高中时就开始看《自由中国》，在政治和社会意识上开始开窍，却是进大学以后的事。1958年，我考进政大新闻系，之后又读了两年新闻研究所。开始开窍有两个重要的因缘：侨生朋友和外国朋友。

1962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台大的女侨生。玫（May）来自东南亚的富商家庭，本来被送到英国读书，因为不慎怀孕，家里因此觉得还是台湾最“安全”，被送到台湾来。她的反叛性格很强，和我颇为臭味相投。玫虽然对政治兴趣不大，却因为个性豪爽，有几个蛮特殊的侨生朋友。因为中国革命的影响，东南亚的共产党运动华人很多，很多华侨家庭不免因此有人出事或被关被杀，为了不愿再有人牺牲出事，玫的这些朋友也被送到“最安全”的台湾来。这些朋友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耳濡目染甚至帮过地下党的亲友做过传信之类的工作，在政治上远比台湾学生成熟多了。通过玫和他们认识，我才第一次认清自己在很多方面（包括安全警觉上）有很多幼稚之处。有些禁书就是因为他们才有机会读到的。

另一个因缘是来台留学的美国朋友。我英文还好，认识了一群人。其中有几个还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成为好朋友。向他们借台湾看不到的书报，谈台湾、谈美国、谈世界，所得远比大学所能给我的有用多了。

我读完第一年的研究，就提前去服预官役，这时候政治上已经懂事多了，对世界的认识也比较成熟。我在步兵学校受训的时候，有件事值得一提，当时陆军官校仿大学改制，也有了政治学之类的社会科学课程，匆促中找教师，居然把政大政治所毕业的好友谢聪敏（《台湾自救宣言》的起草者），以及为《自由中国》写过稿的李声庭老师也找了去。步校就在官校隔壁，我有机会就去找他们玩。喝酒聊天之际，我们的主要游戏是为官校设计政治学的是非选择题，目的是如何用校方不会注意的方式，灌输宪政民主的基本常识。可惜没有留下记录，否则连基本常识的教学也要如此费尽心思，回头重看，失笑之余，恐怕也会感慨万千。

1960年代的美国游学

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1960年代的“自由中国事件”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继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之后，连雷震先生这批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这表示蒋家政权连最基本的思想、言论和结社的权利都不能容忍。而此后十年，国民党的独裁“戒严”体制果然也进入了超高压“超稳定”的时期。没有停止思考的人，都不得不开始思考个人和“国家”的出路。

出路之一是美国。1957年,苏联领先送出“斯普特尼克”（Sputnik）卫星，震惊了美国。政府开始花费巨额预算，大幅扩充大学的研究机构，并广收外国研究生，连社会科学也因之沾光。这给了普通台湾家庭的子弟有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的机会。1964年，我申请到匹兹堡大学的奖学金，后来又转学到康奈尔大学，都是拜“斯普特尼克”之赐。

1960年代又偏偏是美国翻天覆地的时代,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相继崛起，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美国社会，至今犹有余震，例如奥巴马总统曾经投入组织社区工作，就是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而掀起这波狂澜的正是年轻人。震央虽在美国，欧洲也深受冲击：像1968年，法国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就逼得戴高乐下台，和同年约翰逊总统放弃竞选连任互相辉映。

和当时的美国相比，台湾简直是死水一潭。我一到美国，不但眼界大开，而且如鱼得水，一头栽进了各种运动，一面参与，一面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