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蒋的理由

在上述的运动里，我参与最深的是黑白青年结合，为黑人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坚持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学生运动，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越战运动。愈有机会亲身体验美国这种波澜壮阔的运动，愈觉得蒋家政权超高压且超僵硬的独裁统治难以忍受。何况到1960年代末期，蒋家父子的皇朝接班计划已经接近完成了，小蒋是比“院长”还有实权的“行政院副院长”，而且听说他即将来美国做第五度访问。

在决定是否刺杀他之前，我做过许多思考和分析。首先，如果台湾是一个当权者继承机制已经制度化的地方，我是不会去做这种事的。一个领导人走了，另一个马上接班，新人或许比旧人还糟。其次，如果台湾还有基本的思想、言论和结社等自由，我也不会去做，因为改革即使更为艰辛，从事人权和民主运动也同时是民间培养自我组织能力的必要过程，以及为民主建立厚实基础的必要条件。但因为这两个前提都不成立，我才决定进行刺杀的计划。

我的目的其实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蒋介石不在了，蒋经国还是会有能力掌控台湾。我只不过想打乱蒋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计划，希望能重新挑起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借此松动——只是松动——那一个“超稳定”的高压统治，希望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打开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此外，私心希望多少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个考虑，那时大发越战财的台湾已是美军的后勤基地。

1970年4月24日，我向蒋经国开枪被捕，次年弃保逃亡，开始长达二十五年的地下流亡。

流亡与回归

由于我在美国参与各种运动，国际朋友很多，那二十五年处处有人掩护照顾，除了不能回家，并没有吃太多的苦。事实上，只要避免在媒体曝光，我还是能参加各地及国际的社运。1995年偷渡回台湾后，既然台湾已有言论、结社、集游等基本自由，十几年来，我也就全心投入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正是广义的人权和民主运动。

民进党曾有派系几次邀我参选不分区“立委”，我都没有答应。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不重视政党政治，正好相反，我认为它非常重要。但是，健康的民主还需要另一个根基，也就是，一个自主、多元、活泼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但是防止国家机器完全宰制民间社会（像威权时期那样）的必要条件，它同时也是民主持续优质化的基础和指标；而社会运动正是达成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台湾的社运虽然还不够蓬勃，但民主化开始以来，有多少问题不是它所率先发掘？有多少进步的政策和法律不是它所领先倡导，甚至施压才有的？

这是我大半生一路走来的路，成就没多少，但是似乎还是有某种一贯的逻辑。一个已经年过七十的老人，大概也只能以此自我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