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在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1876年，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走马上任，然而这并不是一次荣耀之旅，不仅没有鲜花和送行的人群，而且背着“卖国贼”的名声上路，他叫郭嵩焘。他是何许人呢？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好友，也是湘军中的元老级人物，官至广东巡抚。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在浙江为抗战效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帮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两人虽不和，但在战局一触即发之时，郭嵩焘依然驰至，堪称“见利不趋，见难不避”。

郭嵩焘主张发展私营企业，与洋人在商场角逐，他认为这比发展军事力量更重要，认为民富才能税多，国家才能真正富强。他希望国人能够放弃对“言利”的鄙夷态度，积极创造财富，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郭嵩焘主张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考察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列强和中国的强弱。

不过，他被视为“卖国贼”并遭到唾骂的原因还不是宣扬这些思想，而是同意担任驻外公使。消息刚一传出，故乡的秀才们竟打算捣毁他的住宅，他的朋友也为他惋惜，当时有一副专门骂他的对联写道：

其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就这样背负着心灵的包袱和身后的骂名走马上任。郭嵩焘竭力在狭窄的外交领域里为中国拓展生存空间，他试图学习并依照国际法和外交惯例开展外交活动，他艰难地为中国外交打下了一个基础。

但是，郭嵩焘在外交领域越成功就越引起国内的非议，清政府甚至还派了一个副使来监视他。他按规定呈送日记《使西纪程》，其中有客观分析西方长处的字句，顿时被朝野上下大骂，说“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清政府直接下令将已刻行的《使西纪程》立即销版。

副使弹劾他的十大罪更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什么看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什么穿着洋装参观炮台，离谱的是参加音乐会看节目单也成了不可原谅的大罪。

更离谱的是清政府竟真的因此对郭嵩焘查办治罪，最后靠李鸿章上下活动，才以“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理由勉强过关，将他打发回家，接替他的人是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但是归隐的郭嵩焘仍然没有摆脱掉种种骂名，死后清政府没有按规定赐谥，也不准国史馆立传。

对于郭嵩焘的遭遇，曾纪泽非常同情，他曾一再为郭嵩焘辩解，说郭是拼着名声为国家办事，希望慈禧予以保全。慈禧表示了谅解，但谅解的方式是将郭嵩焘投闲置散，最后又夺走了他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死后哀荣。

去世前，郭嵩焘写下了一首诗，句中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自信后人和历史会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在外患东来、内乱不绝的关键时刻，举国的时尚竟以耻谈或痛骂洋务为荣，在许多人看来，洋务就是卖国，很多人宁可向上苍祈祷消灭洋人，也不愿看一看西方列强到底强在哪里。民众的麻木不仁、知识精英的鼠目寸光，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

保守势力想用封建主义打败资本主义，用伦理道德击垮坚船利炮，用科举制度对抗新式教育，这些思想意识中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抱残守缺的后果更加严重。

路虽然很漫长，但要紧处就是那么几步。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国家与民族走错了路，甚至只要延误一步都要受到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