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洋务运动风声水起的时候，清政府声望最高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却对时局十分担忧。幕僚赵烈文认为虽然还可以支撑，但如果中央政府先烂掉，那么中国就会崩溃，陷入军阀混战的危局，清政府即使想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也做不到，因为虽然历代皇帝都不算太糟糕，但却不足以使之支持下去。清王朝离最后的崩溃不会超过50年。赵烈文所言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4年后，大清帝国的龙旗落下了。

（四）愁看秋雨湿黄花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北上天津，希望拜见李鸿章，表达自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主张。然而，孙中山温和的改良请求被李鸿章拒绝，他转而投身革命。

同年，彻底失望的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明确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把“振兴中华”这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提了出来。

那么靠谁来振兴中华呢？

被逼入绝地之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汪康年在《时务报》上鼓吹“中国为一人”的思想，强调整个中华民族有着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今使一人之身，而右手为人所伤，左手仅自庆其无恙焉可乎？”

1901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他们呼吁国民的责任感：“今日已20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在第二期的社评《说国民》中，还从多方面把“国民”同“奴隶”的区别作了具体比较。

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抗外来侵略，已不能寄希望于清政府，而要靠国民的共同奋起。人们已不再把国家视为“朝廷”所有，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1904年8月，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正如孙中山所说，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1905年11月，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不久，孙中山在东京创办中国同盟会，又把“创立民国”列为誓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流传。

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争进行了许多年，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改良派变成了革命党。到了最后，甚至一位亲王公然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时局已变，大潮将起。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响亮，那就是：革命。而且，人们已经有了楷模——一个叫陈天华（字星台）的中国留学生。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修改中国留学生条例，其轻蔑苛刻令8000多中国留学生激愤莫名，遂形成公议，罢课归国。但是中国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在关键的时候辞职，一些人还想复课，这对抗议行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一些日本报章形容中国学生是“放纵卑劣”。

12月8日，31岁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走向大海，他的死出于警醒世人的希望。他内心的几许激烈、几多狂啸，都化作平静的走向大海的步伐。他在死前作绝命书，说明了慨然赴死的原因并非日本政府修改条例，而是痛心于一些中国留学生的表现。他希望以一死使国人记住八个字：“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爱国”两字是他蹈海自尽的核心，为此，不惜以生命为这两个字加上重点。正如他所言：“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记忆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