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来到西北三线建设工地调查。当他在工地研究三线建设时，被通知去杭州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身处深山的邓小平一时难以赶到，就向会议请了假。一心想着搞好经济建设、调整工业布局的邓小平并不知道，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他更没有想到，这次会议改变了他和整个中国的命运。当邓小平4月份赶到杭州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4月24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稿（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

10年动乱即将开始。

（一）全国山河一片红，正是神都有事时

1966年初夏的北京闷热多雨，5月4日，天气阴沉，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时少了许多。上午10点，一辆辆轿车开进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河北厅召开。

5月16日，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小组”粉墨登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开始攫取部分国家权力。

毛泽东在《通知》中加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当已经习惯了政治运动的人们得知一场新的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把全民族拖到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5月25日，北京大学食堂的东山墙上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后来，这张大字报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青云直上，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之后又身陷囹圄，成为“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对象。聂元梓命运的大起大落，成为这场“革命”荒诞性的一个注脚。

一石激起千层浪。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被广播和报纸广泛传播，全国局面一时间大变。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红卫兵走出了校园，运动逐渐失控了。

很快，这阵风雷就撼动了整个中国。整个社会开始充满政治狂热，这时，北京四中和女一中的中学生联合写了一个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倡议，这就是废除高考的倡议。

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发出之后，这一年的高考被推迟了，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实行了17年的高考制度被废止了。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狂热的青年人当时也许没有想到，当他们走进考场参加高考时，已经是11年之后了。

这一年的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