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类组织团体是种自古已然的现象，但现代利益团体的蓬勃发展却是民主政治下的产物。理由相当简单，利益团体的主要活动是向政府机关施压以满足它们的目标，由于这种行为具有挑战权威的暗示，因此在君权时期一度备受压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美国的利益团体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很难明确指出其最早的发展情况，这类团体大约自19世纪初起便相当流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831年造访美国时，就深深感受到美国社团的政治影响力。类似浪潮很快也席卷了欧洲，例如法国在1866年便成立“女权社”，目的在于让全球各地妇女都能够获得普遍投票权。尽管如此，现代利益团体要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还是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960年代。

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利益团体所以逐渐获得较显著的政治地位，原因除来自人民自觉意识的提升之外，也可能是政党衰微的结果。换句话说，相较于传统政党组织在民主化初期担任协调并整合各阶层利益的重要工作，随着教育程度的普及，信息流通也跟着大众传播媒体的进步而更为快速，一方面让部分候选人得以跳过政党而直接诉诸选民，更重要的是，人民也不再非得需要政党来提供参政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式微所提供的政治真空状态，很自然地便被利益团体填补了进去。同时正因后者具备的政治性，特别是英国的学者更喜欢用“压力团体”来描述它们的主要活动内容。

顾名思义，之所以称它们为压力团体，是因为这类团体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影响决策过程。类似发展可说是为了因应整个民主政治环境所致，但有人对此持质疑意见。

前哈佛大学校长布克（Derek Bok）便认为：“当许多团体组织起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特别利益时，积极主义的政治便会转变成静止不动的政治，我们将发现自己已不能有效处理通货膨胀或能源短缺等国内问题。”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离职演说中曾经感慨地说：“这（利益团体的活动）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扰乱的因素，它扭曲了我们的目标，因为国家利益不再是我们个别利益或特别利益的总和；我们全都是美国人，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共同福祉既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经济学家博格曼（Barbara Bergmann）也称：“游说者在国会山成群结队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丑闻，也构成了美国经济政策的一大威胁。我们目前的预算危机，大多是商业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的，而它们背后又有一大堆利益团体在撑腰。”

由此可见，利益团体的发展固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正如许多其他制度，它也同时对政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